凤鸣|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新机遇:金融中心转型与“一区一园”港深新型合作
深圳
深圳 > 财经 > 正文

凤鸣|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新机遇:金融中心转型与“一区一园”港深新型合作

编者按: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既需要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需要在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和区域协同中培育新的发展动能。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港深合作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也成为两地深化制度对接、推动产业协同的重要平台。如何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与深圳科技创新、产业转化能力,推动两地合作从空间相邻走向深度融合?香港金融中心又该如何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变化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凤凰网深圳特约观察员林居正围绕香港金融体系转型、港深“一区一园”合作模式及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展开分析,探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新路径。文章认为,深化港深合作、推动制度创新与产业协同,有望为香港经济转型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的动力。现将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文|林居正(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凤凰网深圳特约观察员)

香港的挑战,不在于它“没有优势”,而在于如何进一步发挥既有优势,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回归之初,香港GDP约占全国的18.6%;到2025年,这一比重已降至2.18%。北京、上海的金融业增加值多年前便已超过香港,深圳也已逼近香港的七至八成。一个拥有全球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与普通法体系深度接轨、对国际资本始终保持吸引力的城市,如何在二十余年间出现经济相对比重的变化?这既与内地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有关,也与香港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密切相关。如何推动发展模式创新、进一步释放既有优势,成为香港面临的重要课题。而“破”的方向与“立”的载体,正在深港之间那片不到四平方公里的河套土地上,以“一区一园”的制度设计展现出新的探索空间。

深圳成功举办APEC会议,让全世界共同见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21个经济体、115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参会,13个域外国家踊跃报名,与会者亲眼目睹、切身感受中国庞大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以及深圳强劲的科创实力与低成本创新优势。更有出席APEC会议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深圳模式给予积极评价:深圳能从边陲小城成长为全球级的经济重镇,靠的既不是天生的资源禀赋,也不是运气好撞上了风口,而是一系列主动的选择——拥抱开放、坚持创新、选择合作。并指出,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将在这里设计、测试、落地制造。那么,香港是否能够与深圳一道,把握这一轮发展机遇?

一、香港的结构性挑战:从传统优势到发展模式转型

香港经济金融实力的相对变化,常被归因于内地城市的崛起或外部环境的波动。但从更深层次看,香港过去赖以繁荣的发展模式,也面临着培育新增长动能、适应产业变革的现实要求。

产业结构调整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香港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萎缩至不足1%,在全球194个经济体中排在末段。房地产与金融合计占GDP超过四成,科创产业占比不足5%,研发投入大约1.2%。这意味着香港金融业所服务的对象,与本土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仍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金融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更多集中于跨境资本流动和资产交易。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相互支撑,是国际金融中心保持长期竞争力的重要基础。香港金融业面临的挑战,与产业转型进程密切相关:传统业态占比较高,新兴产业发展仍有提升空间,金融发展也需要进一步获得实体产业的支撑。

金融体系内部的机构结构也值得关注。香港银行业以英资为主导,英资、中资、本土背景银行的资产规模占比约为48%、29%和10%,本土金融机构的体量相对较小。不同背景的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业务布局和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各有特点,如何进一步壮大本土金融力量、增强金融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和支持本地发展的能力,是香港金融业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与此同时,港币在香港金融体系中主要充当交易媒介,其国际使用范围和人民币相比存在不同特点。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货币稳定与外汇基金、货币发行局制度及相关金融机制密切相关。如何进一步增强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同样值得重视。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治理机制。长期以来,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飞地模式”或“双轨并行”的框架之下:深圳一侧的园区按内地规则运行,香港一侧按香港规则运行,两边各自“分灶做饭”。这种安排在早期有助于降低制度摩擦成本,但也使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停留于“物理相邻”而非“深度融合”的层面。利益分配机制有待完善、要素流动仍有障碍、产业协同尚有提升空间,“一区两园”在一定程度上仍以两个毗邻园区分别招商、运营为主,尚未充分形成协同发展、共同创造经济价值的整体合力。香港需要的不只是更多“合作框架”,还需要在制度层面进一步探索,推动港深合作打破既有路径依赖,逐步完善利益共享机制,增强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

二、“一区一园”:从“并排”到“合锅”的制度破局

在这个意义上说,港深“一区一园”新型合作模式的提出,具有超出一般区域合作的探索意义。它的核心不在于增加一个园区,而在于进一步完善园区之间的利益制度关系。

“一区两园、分灶做饭”向“一区一园、一锅做饭、利益共享”的转变,要害在于“统一规则”与“共享利益”两个支点。所谓统一规则,是在合作区内探索建立统一的、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充分借鉴香港在税收、法律、专业服务和国际惯例对接方面的经验,使区内企业减少在两套规则之间切换的制度成本,在一个既与国际高度接轨、又能调动内地产业纵深和市场规模的环境中运营。所谓利益共享,则是探索将两地的发展收益从“各算各账”转为“共同做大增量、按约定分享增量”,使香港一方能够通过合理的财政收益分享机制,获得参与推动合作区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的实际激励,而非仅仅将其视为一个“服务内地”的政治任务。这一转变的本质,是将港深合作从行政协调逻辑进一步转向共同利益共同体逻辑。“一区一园、一锅做饭、利益共享”的制度设计在林居正合著《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战略研究》中,已有较为系统阐述。

河套地区的进展为这一构想提供了初步的现实注脚。2025年12月,河套香港园区正式开园,首期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和一座人才公寓投入运营,超过60家来自海外、内地及本地的企业和科研机构陆续进驻,出租率近八成;连接港深两园区的西面跨河连接桥同步启动,“一区两园”在物理层面完成了从规划到营运的关键一跃。深圳园区一侧,首阶段已累计落户52家高端科研机构和顶尖企业研发中心,港深首单“双跨境”知识产权证券化落地,国家移民局专门出台便利合作区科研人员跨境流动的政策。这些进展说明,随着规则对接和要素流动障碍逐步破解,港深两地的科研资源、产业资源和创新要素有望进一步汇聚,释放更大的协同发展潜力。

但这还只是“一区两园”的进一步完善,尚不是“一区一园”的完成版。真正的“一区一园”,要求河套不再仅仅是“深圳园区加香港园区”,而是探索建设一个统一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在跨境数据、生物样本、科研资金、人才签注、税收安排乃至法律适用上,逐步形成一套连贯的、可预期的、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安排。它的试验价值不在于面积大小,而在于探索香港的国际化制度资源与深圳的产业转化能力,如何在更高水平的协同机制下实现深度融合,而不是在两个单元之间进行漫长的协调。如果河套能够在这套逻辑上取得突破,前海、南沙、横琴等平台便有望获得可借鉴的制度经验;如果河套仍然停留在“各自开园、各自招商”的阶段,港深合作就难以充分实现从“物理拼接”到“深度融合”的转变。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港深“一区一园”新型合作区,破局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引进和发展高科技、高产值的实体经济,推动科技园区建设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而非仅仅停留在原先作为科技研发合作区的制度设计之上,以及港深合作区之香港片区与深圳片区面积大体匹配之上。

三、金融的“破”与“立”:从交易通道到资产根植

香港的“大破大立”若仅限于科创园区,尚不足以全面增强其金融发展基础。金融维度上的“破”,可以指向一个更深层的转向:从侧重跨境交易流量,逐步转向更加注重人民币计价资产和本土金融力量的培育。

人民币国际化在香港的实践已经表明,扩大交易结算规模,并不意味着能够同步形成金融产品定价能力。港股“双柜台模式”运行两年,24只双柜台个股的人民币柜台累计成交额约490亿元人民币,而同期港币柜台的成交规模仍占据绝对主导。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的技术准备正在推进,印花税的人民币缴付也在立法准备之中,这些都是必要的步骤。但更为关键的一步在于,香港应当从“离岸人民币交易结算中心”向“人民币产品和定价中心”转变:不仅要让更多股票以人民币计价,更要推动内地政府和优质企业在港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让大宗商品和风险管理产品以人民币标价,使全球投资者持有的不再仅仅是人民币的“流转记录”,而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具有投资和配置价值的资产。只有当香港进一步成为人民币资产的重要发行地和定价场所,才能更充分地发挥人民币国际化平台的功能,形成港币与人民币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格局。

与此并行的是资本吸引逻辑的升级。全球财富正在寻找安全且高度自由化的配置环境,中国庞大的海外资产同样面临回流的安全需求。香港拥有普通法传统、自由资本流动和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具备在这一轮资本再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条件。这要求香港在资本领域的法律制度上做出更具前瞻性的探索,比如参照瑞士模式研究完善资产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法律框架,使合法资产的安全性、隐私性和可预期性成为香港金融制度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生效的公司迁册制度已经在这一方向上迈出了一步,允许境外公司整体迁册至香港而不触发信托结构变更,但距离形成系统性的“资本避风港”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香港在立法和制度创新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可以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发挥作用。

金融“立”的另一根支柱,是本土金融机构的培育。一个由外资机构主导的金融中心,可以在繁荣周期中分享流量红利,而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本土金融机构的规模、实力和市场参与度,也关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自主发展能力。香港需要进一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金融机构——不是靠保护主义圈养出来的本地冠军,而是在充分竞争中成长起来、同时与国家发展大局深度衔接的市场主体。探索港交所与深交所的深度协作乃至交叉持股安排,是提升香港资本市场经营决策与国家战略契合度的一种可能路径,其目的不是削弱港交所的独立性,而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为香港金融基础设施注入更稳定的战略支撑。

四、破立之间的时间窗口

香港推进“大破大立”之所以具有紧迫性,是因为发展机遇往往具有阶段性。河套香港园区从规划到开园用了多年,而首期仅有有限几座大楼投入运营;双柜台模式运行两年,人民币柜台的流动性仍远未达到自我强化的临界规模;本土金融机构的成长需要以十年为单位的积累。如果香港继续以“协调”代替“融合”、以“框架”代替“执行”、以“流量”代替“存量”,那么它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功能份额可能面临进一步变化,而它曾经拥有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禀赋,也需要通过持续创新和制度完善加以巩固。

“一区一园”的意义,正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有望在较短周期内产生可见成果的突破口。统一的国际高标准规则有助于降低制度磨合成本,利益共享机制能够形成两地共同做大增量的财政激励,河套已经积累的设施和机构则为产业化落地提供了起点。它的成功不取决于规划文本的厚度,而取决于香港能否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探索“一锅做饭”所要求的规则衔接和利益机制重构,取决于深圳能否在数据、资金、人才跨境流动上,围绕“一区一园”的定位推动更多制度创新,更取决于中央层面能否将这一模式纳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制度型开放的战略议程中,予以系统性顶层设计与推动。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出路,需要在既有优势基础上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它需要在产业上进一步推动从传统业态向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转型,在金融上从侧重交易通道向资产根植拓展,在治理上从“分灶”向“合锅”探索。而这三重转变,只有在政策创新与“一区一园”的制度探索相互促进时,才能更好地转化为现实发展动能。河套河面不宽,但跨过去、连成一片,则有望开启港深合作与区域协同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