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鸣|深圳不能再造,但政策可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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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深圳不能再造,但政策可以复制

编者按:

深圳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生动缩影。从毗邻香港的边陲小城,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之城,深圳的成长离不开特定历史机遇、区位优势和持续的制度探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世界目光再次聚焦这座城市。深圳的发展经验能否复制?哪些制度创新和政策探索值得借鉴?凤凰网深圳特约观察员林居正围绕城市发展规律与改革经验推广展开分析,认为城市的发展路径具有独特性,难以简单复制,但经过实践检验的政策经验可以通过法治化、规范化和梯度化方式推广,为更多城市发展提供借鉴。现将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文|林居正(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凤凰网深圳特约观察员)

深圳成功举办APEC会议,让全世界共同见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21个经济体、115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参会,13个域外国家踊跃报名,与会者亲眼目睹、切身感受中国庞大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以及深圳强劲的科创实力与低成本创新优势。出席APEC会议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深圳模式作出了评价和总结:深圳能从边陲小城成长为全球级的经济重镇,靠的既不是天生的资源禀赋,也不是运气好撞上了风口,而是一系列主动的选择——拥抱开放、坚持创新、选择合作。并表示,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将在这里设计、测试、落地制造。

长期以来,我们时常听到“再造一座香港”“再造一座深圳”的说法。此类提法听起来振奋人心,但城市发展涉及诸多复杂因素,并非仅凭资金、政策和决心,就能在另一片土地上复制出一座世界级都市。城市是人类文明最复杂的有机体,难以像工业产品一样按照图纸批量复制。一座城市的崛起,是天时、地利、人和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深度融合,具有鲜明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

一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五十年看深圳。这四句话精准地勾勒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纵深与时代烙印。西安的厚重源于周秦汉唐的千年王气,是农耕文明鼎盛期的空间结晶;北京的恢弘来自元明清大一统帝国的政治整合,是礼制与权力的空间叙事;上海的繁华根植于近代开埠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是工业革命与殖民贸易在长江口的独特投射;而深圳的奇迹,则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窗口期,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以及无数“深圳人”敢为人先的精神共同激荡出的时代浪花。西安的千年文脉、上海的万国建筑与金融基因,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积淀。深圳从“特区初啼”到“三来一补”,再到“创新之都”“专利之都”“中国硅谷”的发展历程,同样离不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历史机遇与持续探索,难以在另一个时空坐标中简单重现。

以再造一座发达城市为目标,容易低估地理环境、文化积淀、人口结构、国际形势乃至关键决策等诸多因素的复杂性和不可替代性。正如每座城市都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其成长路径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学习深圳的经验,但很难在另一个地方简单复制出一个深圳。仅仅依靠建设高楼、规划新区、出台政策,并不足以复制一座城市的发展奇迹,这也是城市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然而,城市发展路径难以复制,并不意味着深圳的探索缺乏普适价值。恰恰相反,深圳最宝贵的经验,不只是那些摩天大楼和GDP数字,更在于它在顶层设计、制度创新、政策设计、政府服务等方面沉淀下来的“软件系统”。2023年11月,国务院参事室在广东省主办的一场座谈会上,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规出法随”,即将先行先试的政策按照发展梯度在全国复制推广。

所谓“规出法随”,是指当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重大意见和规划后,可适时通过全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授权等法定程序,推动相关政策上升为法律,使其具备普遍约束力、法规机动余地和长期稳定性。深圳早年之所以能“杀出一条血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给予的“先行先试”空间,以及《特区条例》——土地拍卖第一槌、劳动力市场放开、行政审批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先行……这些在当时具有探索性的举措,一旦被证明行之有效,就应当通过法定程序固化为制度成果,进而向全国推广。政策可以复制,但复制的前提是法治化、规范化。否则,各地自行其是,容易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

同时,复制深圳政策必须遵循“发展梯度”。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发展阶段差异巨大,不能搞一刀切的“齐步走”。深圳的成功政策——如对科技创新的高强度补贴、对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改造、对人才引进的灵活机制——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可以较快嫁接,但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需要结合本地产业基础和治理能力进行适应性转化。梯度推广不是简单的“政策搬家”和“政策普惠”,而是要根据各地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制度承载力,有选择、有步骤、有配套地移植。这就需要中央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地方层面主动对接,避免出现“水土不服”或“政策空转”。

当然,在推动政策复制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发达地区不能因为“被复制”而放慢脚步。恰恰相反,深圳、上海、北京等先发城市应当继续先行先试,锦上添花,创造更多可复制的新经验。它们承担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在更高起点上参与全球竞争,攻克“卡脖子”技术,探索制度型开放的深水区;另一方面,通过顶层设计的特殊政策加持,以及财政转移支付、产业协作、人才交流等方式,回馈国家共同富裕建设。正如一个人先富起来之后,不仅要继续合法经营做大蛋糕,更要通过税收、公益和带动就业等方式回报社会。发达地区创造的财富和经验,应当成为全国共享的公共产品。

同时也应看到,曾经取得突出成就的城市,在全球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仍需保持开放进取、持续创新的姿态。不能再造一座深圳,是对城市发展规律的尊重;深圳政策可以复制,是对改革经验的科学运用。前者让我们保持清醒,后者让我们坚定信心。中国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未来还会有新的城市崛起,但它们不必成为“第二个深圳”,而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深圳的长远价值,正在于它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体制机制创新经验——这些经验,将为更多城市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启示。

作者简介:

林居正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领导班子成员、副巡视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座教授,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