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鸣|谁与争锋:APEC为何选择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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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谁与争锋:APEC为何选择深圳

编者按:

从一纸政策为科技企业松绑,到逐步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之城,深圳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生动缩影。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世界目光再次聚焦这座城市。APEC为何选择深圳?这座城市如何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边陲小镇,成长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制度探索的重要窗口?凤凰网深圳特约观察员林居正从深圳两份具有代表性的产业政策文件切入,回顾城市发展历程,解读制度创新、科技产业与开放合作如何共同塑造深圳的城市竞争力。文章认为,深圳的发展不仅是经济规模的增长,更是持续以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现将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文|林居正(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凤凰网深圳特约观察员)

1987年2月,深圳市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这份后来被称为“十八号文”的政策文件,为科技人员创办民营科技企业提供了政策支持。同年9月,一家名为华为的科技企业在深圳注册成立,注册资金为2.1万元。此后,华为逐步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这份地方政策文件,也成为深圳早期探索科技体制改革、鼓励科技创新的一段重要历史。

十二年后,深圳继续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行政策探索。1999年,深圳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制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入股、人才激励等方面展开研究。政策制定过程中,针对高新技术成果入股比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进一步拓宽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思路,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搭建更为顺畅的衔接通道。

1999年9月23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份共二十二条的政策文件,后来被称为“新二十二条”。该政策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出多项创新举措,着力打通科技与生产、科技与金融、科技与人才之间的制度性阻隔,为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政策环境。此后,上海、北京等地也相继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深圳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产业政策的演进来看,“新二十二条”的意义不仅在于减税、补贴等扶持措施,更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技术、资本与人才要素的有效流动。

这两份文件之间,隔着1987年到1999年的十二年。十二年叫做一纪。在这一纪里,华为从简陋的办公场所起步,中兴在粤海街道攻下了数字程控交换机,腾讯的QQ在同一个街道成长为庞大的社交帝国。今天你站在南山粤海街道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脚下是上百家上市公司,每平方公里长出超过7家上市企业,年GDP超过4500亿元。一个街道的经济体量,抵得上一些中等城市。而在它所属的南山区,2025年的GDP历史性地突破10000亿元,成为全国首个GDP突破万亿元的地市辖区。

但数字本身并不回答“为什么是深圳”这个问题。数字只是结果,是那两份文件在漫长岁月里发酵之后,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东西。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于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当这座城市的名字与“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叠合在一起,世界究竟在期待从深圳看到什么?

深圳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写在专利局的档案里。2025年,中国以73718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一城贡献了19660件,连续二十二年居全国城市首位。华为以7523件的申请量排在全球企业榜首,从2017年起就没有让出过这个位置。数字通信和半导体是增势最猛的领域。而这些专利不是锁在实验室柜子里的证书。华为的专利变成了基站,比亚迪的专利变成了驶向欧洲和东南亚的滚装船上的新能源汽车,腾讯的专利变成了每天承载数亿人的数字接口。2025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占GDP比重43%,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八个集群实现两位数增长。一个城市的经济底盘,在过去五年里完成了一次静默的换轨:GDP从2020年到2025年净增的1.1万亿元中,超过一半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

深圳给出的第二个答案,藏在一种不那么容易量化的东西里。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者把深圳承办APEC的理由归纳为几方面:创新驱动的城市定位、改革开放的窗口意义、国际会议的承办经验、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枢纽位置。这些当然都对。但更深处的东西,香港文汇报的一篇分析说得更直白:APEC看重的不是深圳作为一个“会展承办地”,而是它作为一个“持续试验、迭代、输出规则的样本”。1987年的“十八号文”,是在旧体制上撕开一道口子,让技术人员手里的专利和专有技术获得政策认可,成为可以入股的生产要素。1999年的“新二十二条”,是把这道口子拓宽成一条通道,让科技与生产、金融、人才之间的制度壁垒一块一块地松动。此后二十多年,深圳的每一次跃升都伴随着一轮规则的重塑:从综合授权改革的清单式批量授权,到前海、河套的跨境制度试验,再到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规则在这里试水、验证,然后向更大的范围扩散。

这才是“谁与争锋”的真正含义。它不是一句锋芒毕露的挑战,而是一种近乎固执的自我追问:这座城市能不能持续地把“制度上的不可能”变成“制度上的可行”。1987年“十八号文”出台时,深圳或许还不知道什么叫PCT专利,不知道什么叫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未曾预料到多年后将承办一场亚太重要的经济盛会。但这份文件做了一件重要的事:为科技人员创业打开了政策空间,也为民营科技企业成长提供了制度土壤。1999年“新二十二条”出台时,也未曾预料到粤海街道会在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长出上百家上市公司。但当时的政策探索已经体现出一个重要方向:让市场在科技成果价值评估和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让技术、资本与人才实现更顺畅的流动。制度不是从蓝图上一笔画成的,它是在一个个具体的堵点上,通过持续探索逐步完善的。

2025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占GDP比重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福建舰入列,天问二号启程,嫦娥六号从月背带回了样品,“天宫”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这些是看得见的硬实力。而深圳提供的是另一种样本:一个曾经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家的边陲小镇,如何用两份红头文件——几十条创新性政策、无数次对制度阻隔的探索,把自己发展成为专利创新高地、科技创新之城,成为全球创新链上的重要节点。2025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4.55万亿元,对其他APEC经济体的进出口达到3.1万亿元;今年一季度来源于APEC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60亿元,占全市总额的94.5%。深圳与亚太之间的连接,不是会议期间摆出来的展板,是每天都在发生的订单、投资、技术流动和人员往来。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的东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深圳,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焊电路板。后来,有人说这里是低端,我们低着头,把成本压到最低,低到每一分钱都浸着心血。这是一场沉默的修行——先学会用最少的米煮出最饱的饭,再谈别的。深圳也率先竖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渐渐地,一切都改变了——大疆的年轻人对着螺旋桨发呆,比亚迪的车间里,电池和梦想一起充电。风变了,变得带电,带着信号,带着螺旋桨搅动的气流。

毋庸置疑,深圳是从“便宜”里站了起来,可现在抖一抖袖子,掉出来的不再是廉价衬衫,而是专利证书——厚厚一摞。于是,深圳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专利创新高地。如今站在莲花山顶往下看,高楼如雨后春笋。当年小平房的地界上,拔起中国硅谷,变成创新、创业、创造的热土。三十三万人变成了两千万人,2.7亿的GDP翻成了近四万亿。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经济总量已达到不少省份和城市的规模。数字虽然是冷的,可数字背后的人声是热的。更热的是那些标准。从前都是别人定规矩我们跟着走,现在是深圳也可以参与制定一些规则,与世界各地交流互鉴。深圳人不说“赶超”,只说“迭代”。像大疆的无人机,飞出去,再飞回来,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稳、更准、更轻。风还在吹,不仅仅从海上来,吹过高楼,吹过实验室,吹过凌晨四点还在改代码的年轻人。这风里有咸味、电的味道,但更多的是奋斗与幸福的味道——那种敢为人先、卯足干劲、随时准备出发的味道。从三来一补到深圳标准,从螺丝钉到芯片,深圳走了一条很长的路,可回头一看,路也不过就是四十多年。

2026年深圳APEC会议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三大优先领域为“开放、创新、合作”。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刻调整、供应链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如何坚持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也成为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深圳的实践,或许能够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观察样本: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供应链面临调整,亚太能否继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资本和人才更好地流动?深圳没有用宣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它的回答写在粤海街道深夜还亮着灯的写字楼里,写在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从21000元起步、三十多年后站在全球PCT申请榜首的时间跨度里,写在从“十八号文”到“新二十二条”再到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那条制度演进线上。一座城市能够给出的最诚实的答案,从来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砖一瓦地把自己建成了什么。

谁与争锋。争的不是谁的声音更大,不是谁的姿态更强硬。争的是在亚太合作的十字路口,谁还能拿出一个让技术、资本和人真正流动起来的制度样本。深圳把这份样本摊开在桌面上,摊了将近四十年。随着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这座城市迎来了世界目光,也将借此机会向亚太各经济体展示自身在改革开放、科技创新和区域合作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

林居正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领导班子成员、副巡视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座教授,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