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石阡县与思南县交界处，有一座山叫困牛山。9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留下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集体跳崖壮举；90多年后，一位曾经的化学教师用20多年时间，把这段几乎失传的历史一点点从山野间“捡”了回来。他叫杨又铸，如今是困牛山红色文化最执着的讲述者与守山人。
从化学讲台到党史研究室：一次组织安排，一生无法放下
最开始，杨又铸其实是一名化学老师。
2001年年底，组织安排他到党史研究室工作。就是这次安排，让他接触到了“困牛山”三个字。“一个老同志说，有困牛山这个事，但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不知道。”后来，他在《任弼时传》里看到两句话——“集体跳崖，壮烈牺牲”。就这么几句话，让他震惊，也让他下定决心把事情搞清楚。
“也小看了这件事，想着有个半年的时间把它搞清楚。谁知道一干就干了20多年才清楚，太难了。”他回忆道。
资料上没有记载，一切几乎从零开始。既然文献里找不到，他就必须到实地找见证人。“见证人还健在的就不多，有些虽然年纪大，八九十岁，他没有亲眼看到这个，那我们也不敢用他的口述。”当时，只要是90岁以上的老人，他全部走到，前前后后找了20多个人。其中几位还亲眼目睹了红军跳崖的时刻。
“一个人、孤证不敢用。说法要全部一致的我就用，不一致的就不用。”几十年过去，老人们回忆难免有小的误差，他就把所有人的口述综合起来，只采用一致的部分。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让二三十位亲历者、见证者的记忆拼合成了困牛山完整的红色记忆。
一双腿走遍山野：为什么偏偏是他找到了困牛山
困牛山地处石阡县和思南县交界，离两边县城都远。当年没有公路，县城到这个地方要走两天路。“确实也是个难事。”
但杨又铸在乡镇工作过，他知道该到哪里去打听。“我就知道要到县级机关去找那些老同志去问，听说过这个地方名字没有。因为县级机关的人嘛，都是曾经在乡镇基层工作过的嘛，我就把他们都走一遍，那总有人曾经在这个地方工作过，就是这样子找出来的。”
经费始终是最大的难题。他就靠一双腿，一家一家地问，找70岁以上的老人带路。20米的圆圈范围不够，就扩大范围——“当时这个战斗过后，在20米这样一个范围内的人，在将近二十天以内，都到困牛山来这个地方找红军的遗物，比如说枪啊、子弹了，还有他们身上携带的银元呀，都是人在那里找东西。所以说我就扩大这样子范围，才能找到那么多见证人。”
后来，他又去找健在的老红军，去找80年代初曾关注此事的党史工作者。那些人当年也想找到困牛山，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行，甚至来了也没找到地方。“他们心中也有个心愿，想把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这个事搞清楚。当我找到他们时，他们非常高兴。”老红军也有心愿——找到他们的战友。他们只是听说战友在困牛山牺牲了，做过很多努力来找困牛山，却没找着这个地方。
两本书、一部电影：让史料立起来，让故事传下去
20多年的走访，最终凝结成两本书。
第一本叫《困牛山红军壮举》，把他20来年的走访资料，以及团队中老专家一起思考得出的结论，汇集成一本史料性的研究专辑，公开出版。“让同行同仁都有机会见到我的研究，在我的基础上他们可以进一步研究，这叫史料。”
第二本叫《困牛山红色故事》，把一路见到的实实在在的故事串联起来。“第一本主要是给这些研究者看，第二本就是让普通人都能够看，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公职人员、中小学生、大学生，都能从中读到困牛山。
2022年8月1日，“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专题研讨会召开后，影视团队来了。他们拍了一部纪录片式的电影，时间、人物、地点全部实打实，拍摄场景就在困牛山上，与田海清团长牺牲的地点相隔只有100来米。
“我为什么要参与呢？之前我是挖掘史料，我就想用艺术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电影肯定是很直观，所以说我就有义务参加。”但杨又铸有一个标准：电影拍出来，首先要让困牛山的村民认可。“如果拍出来电影，困牛山村民说‘哎呀，跟他们祖辈想说的不一样’，就不真实了嘛。要它真实，首先要困牛山的人认可真实，那么这个就是真实了。”
宣传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困牛山的知名度、知晓度增加了，“最少的一天也有200多人，也就是说至少有两个满满的大巴车和小车。”周边外省的、北京的，都有人来缅怀；研学的学生，大中小学都来；还有专门来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红后代。
困牛山的核心：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
说起困牛山，杨又铸反复强调两点：“一个是宁死不伤百姓，第二个就是宁死不做俘虏。”
为什么会出现宁死不伤百姓？当时红军来的时候，老百姓对红军并不了解，只听国民党政府宣传说红军是“红匪”。“他们也不了解，就把它理解成一个穿红衣服、红头发、红眉毛、红眼睛，就是这样子。”红军来的时候，国民党强迫老百姓每家出一个人上战场打红军。红军有纪律，不准打老百姓，于是在山上边打边退，退到山脚时跳了崖。
后来老百姓觉得不可思议：没看到红衣服，也没看到红眼睛，红军并不打他们，而是打他们后面的敌军。有一个湖南籍营长叫李炳清，还被红军打了。老百姓晚上说：“这个红军是好人啊，他不打我们，只打敌方，说明我们打错了。”第二天，他们又来救红军。当地还有一个区长，救了8个红军，还给下面说“不准再杀人了”。后来，困牛山周边有几十个红军住了下来，得到当地老百姓的爱戴。第二年红军再次到石阡时，没发一枪就进了县城，石阡800多人参加了红军。
“他们的精神感染了当地的人，当地人知道红军是好人，是穷人的队伍，跟着红军参加了长征。”杨又铸说，“这样的一段经历，在100年前是感动了当地的老百姓，但100年后，他感动了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人。”
为烈士立碑正名：让灵魂有归宿，让英雄回组织
感动之后，村民对他说：“杨主任，我们还是想个办法给红军立个碑嘛。没有一个碑，这灵魂就没有归宿嘛。”
这句话，杨又铸记在了心里。“后来我就想，一定要立个碑，让这些红军烈士有个归宿，让更多人来烧香烧纸纪念。这个烧香烧纸不是迷信，是个感恩行为，把感恩当亲人。”老百姓用传统的方式表达感恩，他就用20多年的寻找，为烈士找到亲人、找到战友，帮他们立碑。
2021年，他们找到了52团团长田海清的牺牲地和坟头。村民告诉他，上面有一个叫“田海清红军坟”的地方。田海清牺牲后，战友用杂草将他掩埋，没有挖坑。后来村民到那里，感觉尸体臭了，却没看见尸体，左看右看有一堆杂草。把杂草拔开，看到他身上有个牛皮袋，身边还有个水壶，水壶上写着“田海清”三个字。村民找了几蓬稻草，就地把他埋在那里，后来这个地方就叫田海清坟。
后来从失散红军后代那里了解到，他们爷爷辈说团长叫“田摆（跛）子”——因为团长有只脚是残疾的，走路是跛的，地方话叫“摆（跛）”。战友在 other 资料上的回忆，也叫“田摆（跛）子”。如今只知道田海清是四川人，当过师长、当过团长，具体在四川什么地方不知道，寻亲暂时还没有线索。
“更多的为他们找到亲人。那现在找到的一个是女红军马积莲，找到这亲人；另一个还有个女红军姓周的，还继续找。”
“我只是一个讲述者”
20多年过去，杨又铸不担心退休后事业无人接续。“现在我们县里面专门成立了一个单位叫‘困牛山长征国家文化中心’，他就来承接这个事。”
但他自己停不下来。“退休嘛不退党，因为我是个党员啊，作为普通党员，我还是有这个义务。自认为嘛，我就是困牛山那个走山人。”他说，困牛山既是红色文化的山，也是精神的山。“它本身的战斗遗址已经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那我就保护这个山；还有它是个精神的山，因为它是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红军集体跳崖，我就守这个精神，把这精神守好。我想现在停不下来了，只有看息气的那一会，也就是闭眼了嘛。”
当被问到希望后代怎么评价自己时，杨又铸的回答朴素而克制：“因为我呢，只是一个讲述者。他们说我把这些个故事讲出来就行了，讲述者比较好一点。”
从化学教师到党史研究者，从一个人到一支团队，从两本书到一部电影，杨又铸用20多年把困牛山从几乎失传的记忆中打捞出来，交还给历史，交还给人民。他不是冲锋陷阵的英雄，却是让英雄不被遗忘的人。困牛山的风穿过山野，吹过烈士墓碑，也吹过一个“走山人”20多年不曾停下的脚步。
文/凤凰网深圳 谢银波 实习生 蔡婉婷
图/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