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EAT-柳叶刀报告》2.0版正式发布了，这是自2019年以来对第一版报告的首次更新。EAT-Lancet委员会汇集了来自六大洲的几十名专家，涵盖营养、气候、健康、经济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为全球食物系统转型绘制了路线图。
我国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持续攀升，外卖、在外就餐快速普及，传统家庭膳食模式正在快速消解。与此同时，大众不断追逐各类网红饮食方案，人们总在寻找一份标准答案：中国人到底应该怎么吃？在此背景下，究竟该建立怎样的膳食参考标准，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绕不开的考题。
在第十届良食大会期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潘安教授给出了不一样的思考：健康饮食不存在唯一标准答案。一方面，照搬国际膳食框架会忽略本土现实导致执行困难；另一方面，传统饮食模式是否适用于当代中国人群也需要现代科学检验。中国膳食转型，需要持续积累本土研究证据，打通从科研证据到现实转化的鸿沟，实现兼顾健康、公平、可持续的食物系统变革。
从《EAT-柳叶刀2.0报告》到中国人群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EAT-柳叶刀报告》是面向全球的框架，但各国饮食文化、社会条件千差万别。中国学者参与这份全球报告，我们要向世界输出什么，又可以从国际经验中学习什么？
作为EAT-柳叶刀2.0委员会中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潘安教授的参与本身，就是中国视角进入全球食物系统转型讨论的一个注脚。在他看来，中国拥有深厚的传统东方饮食文化和饮食理念，这些经验对于当代膳食指南制定和健康可持续饮食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学者需要向国际专家介绍的，不仅是传统饮食理念，也包括这些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历史演变，以及当下中国居民真实的饮食习惯。
“因为他们对中国无论是传统饮食还是现在老百姓的习惯，还缺乏一个全面和深刻的理解。”这意味着，《EAT-柳叶刀2.0报告》不能仅仅依赖已有的国际经验，还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饮食文化、生活方式和现实条件。中国学者参与其中，既是将中国经验带入国际讨论，也是让膳食研究更充分地理解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
这种参与同样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撑。传统饮食经验可以提供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其健康价值仍需要通过人群研究等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检验。如何在传统经验、现代营养科学与当代食物环境之间建立联系，正是中国膳食研究可以持续探索的方向。
当前，国内不少观点认为中国人体质特殊，不能套用西方膳食建议；但也有声音认为可以照搬国外饮食模式。该如何辩证看待“人群差异”？哪些差异来自生物学本身，哪些来自食物来源、烹饪方式、生活环境？这对于我们建设本土膳食证据有何启示？潘安教授也提醒，应当避免将差异本身视为研究的唯一出发点。
“我们首先应该去考虑我们的相同点在哪里。同样都是人类，从生理代谢角度讲，生物学的差异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他认为，东西方饮食差异更多体现在生活方式、环境和饮食行为上。
例如，西方饮食中的动物性食品可能相对较多，蔬菜等植物性食物相对较少。在动物性食品的烹饪上，高温烘烤、烧烤较为常见，而中国人的做法还包括煎炒、煲汤等，方式更加多元。不同烹饪方式会影响到营养素的吸收，也会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进而影响健康。此外，中国居民的谷物摄入结构，特别是精细白米面的摄入情况，也与西方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意味着，评价膳食与健康的关系，不能只看单一营养素，还需要结合实际的饮食模式及其所处的生活环境。
因此，中国膳食研究既不应简单照搬国际经验，也不必预设中国人与其他人群存在巨大的生物学差异。更重要的是，在理解人类共同生理基础的同时，通过中国人群研究，检验不同膳食模式在本土环境中的健康影响。
换言之，同样讨论红肉、碳水化合物或脂肪，研究所面对的并不一定是相同的餐桌。食物吃多少、如何烹饪、与哪些食物一起构成日常膳食，都是理解研究结果时需要考虑的背景。在潘安教授看来，本土研究的必要性，更多来自这些真实生活中的差异，而不是预先认为东西方人群在代谢上的差异。
多种膳食模式均有健康证据支持，为什么不必寻找唯一答案？
《EAT-柳叶刀报告》提出的以植物性饮食为主的星球健康饮食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其健康价值也成为国际膳食研究的重要议题。
潘安教授介绍，从国际科学证据来看，健康膳食模式与多方面的健康结局有关，包括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风险，以及总死亡风险和健康预期寿命。随着中国人群研究的积累，相关研究也在为不同健康膳食模式的本土适用性提供证据。
他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星球健康饮食、遵循中国膳食指南的健康膳食模式、地中海饮食以及东方饮食模式等，都与较低的慢性病发生和死亡风险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某一种模式必须成为所有人的唯一选择。
“健康的饮食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可及的食物搭配中选择适合你的健康饮食，并且把它长期坚持下去。”
在潘安教授看来，不同健康膳食模式的研究效果可能存在些许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公众必须只选择某一种模式。相较于不断追逐某一种饮食潮流，更值得关注的是一种饮食模式是否有助于健康，以及能否长期坚持。
这一判断也回应了公众在体重管理中的常见困惑。低碳饮食、低脂饮食、高蛋白饮食等方式经常成为关注焦点，但短期效果并不能直接代表长期健康收益。如果一种饮食方案难以持续，一旦停止后还会导致体重反弹，就可能影响长期管理效果。
“健康的饮食是一个适合你的、对健康有帮助的、长期能坚持的一种模式。
“一些饮食方法短期内确实可能有效，但如果长期无法坚持，随后的体重反弹就可能带来新的健康问题。因此，选择体重管理的饮食模式时，不能只问短期能减重多少，还要考虑这种吃法能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从研究角度看，这一观点强调了评价膳食模式时的长期视角：不仅要考察其与健康结局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关注实际生活中的可执行性。对公众而言，这意味着健康饮食并非寻找一份人人完全相同的菜单，而是在科学证据支持的范围内，找到适合自身情况、能够持续实践的选择。
健康膳食的公平性：从研究证据走向食物环境
健康膳食不仅涉及营养与疾病，也涉及不同人群能否获得并负担得起健康食物。健康饮食应当是人人能够负担、人人可以获得的选择，而不应只适用于某些特定人群。
研究测算星球健康饮食并不会显著增加成本，但现实中很多普通人依然难以践行健康膳食。成本不是最大障碍，那真正的公平性卡点在哪里？膳食公平，究竟是要求个体改变，还是需要系统层面的改造？
针对健康膳食是否意味着更高的消费成本，潘安教授介绍，有研究曾对星球健康饮食推荐模式与中国人群常见饮食模式进行价格分析。测算显示，践行星球健康膳食模式，居民每日食物成本增幅极小，不超过一元。这说明从经济账上看，健康膳食并非昂贵的奢侈品。而且如果国家政策上对健康食物供给能有扶持，那个体层面可能并不会增加成本。
这一研究结果为讨论健康膳食的经济可行性提供了一个具体参照。不过，食物价格并不是公平性问题的全部。即使某种膳食模式在总体成本上具有可行性，居民仍可能受到食物供应、获取渠道、时间成本和个人消费能力等因素的限制。
潘安教授特别指出，对很多人而言，问题不仅是是否愿意选择健康食物，还包括能否获得这些食物，以及是否有条件准备和食用。
因此，他提出，首先需要改善食物环境，鼓励更多健康、可及的食品进入市场；其次，需要加强营养健康教育，让公众理解健康膳食与长期健康之间的关系；同时，还需要从政策层面推动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转型，提供更多健康可持续的膳食选择。可以先从学校和各类机构等提供团餐的场景开始试点。
在健康教育上，他还提出，应当帮助公众理解饮食投入与长期健康之间的关系。即使眼下购买某些健康食物可能多花一点钱，也需要将其与未来疾病带来的治疗负担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在健康上其实需要有一定的投资。”这种认识需要与现实中的供应改善同步推进，让居民既理解健康选择的意义，也有机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这些工作并非单靠个人改变饮食习惯就能完成。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什么样的膳食模式有益健康，而要让科学建议真正落地，还需要食物供应体系和公共环境提供相应支持。
从老年人供餐到肥胖管理：健康膳食需要适应真实生活
健康膳食模式如何转化为不同人群能够实际采用的饮食方案，是研究成果走向实践的重要环节。面对老年人日常做饭困难的问题，潘安教授认为，社区供餐与适老化食谱都很重要。对于已经无法独立烹饪的老年人，社区食堂、老年食堂以及送餐服务能够提供更多选择，但这些服务也应当关注膳食的健康水平。对于仍能自己准备食物的老年人，则需要通过营养宣教，帮助他们了解合理的食物搭配和烹饪方式，并探索更适合其消化功能与身体状况的食物选择。
他强调，健康膳食模式提供的是一个范围，而不是要求每天只能吃某一种食物。老年人的食谱同样可以遵循健康膳食的基本原则，同时结合营养不良风险、消化能力和个体身体状况作出调整。
这也意味着，供餐服务的价值不只在于替老人完成做饭这件事，还在于提供符合其身体状况的健康食物。潘安特别提到，一些老人需要更容易消化的食谱，一些老人则需要改善营养不良。对仍能做饭的老人，宣教也不能停留在“应该吃什么”，还要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准备这些食物，让一般性的膳食原则变成能够做出来、吃下去的日常餐食。
这一思路体现了膳食研究从一般性原则走向具体人群应用的必要性：健康目标可以有不同的科学依据，但实际的食物选择和供餐方式，需要考虑不同人群的生活条件与身体需求。
类似的思路也体现在肥胖和慢性病管理中。潘安教授指出，体重管理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随着体重管理相关行动的推进，公众对自身健康的关注有所提高，但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体重不仅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问题，还具有社会属性，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
在他看来，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机构需要制定并推动肥胖诊断与管理标准在基层落地，建立有效的监测、预防、治疗和管理路径。食品企业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政府则需要通过政策和监管规范食品生产与营销行为。此外，学校、交通、城市规划等领域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对个人而言，健康知识与饮食选择仍然重要，但个人行动需要与制度和环境支持相结合。健康体重管理不能只依赖个体自律，还需要更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和更有利于健康的社会环境。
潘安教授还把体重管理与日常出行联系起来：除了吃得更健康，个人也可以更多选择步行、骑车和公共交通。这解释了为什么学校、交通等部门也在健康管理的参与者之列——饮食与行为发生在同一个生活环境中，改善健康需要多个环节共同配合。
超加工食品研究仍需积累中国证据
近年来，超加工食品与超重肥胖之间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对于外卖、包装零食和预制食品，公众往往希望得到明确的食用频率或摄入量建议。公众迫切想要一个简单阈值：每周吃几次预制菜才算有害。但中国本土证据尚且不足。在科学证据存在边界的时候，科研工作者该如何平衡公众对“简单标准答案”的期待和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
但潘安教授强调，目前来自中国人群的相关证据仍在积累，尚不能明确区分不同的食用频率、摄入分量和食品种类分别会对哪些慢性病产生多大影响。这一判断体现了研究中需要坚持的证据边界：本土证据不是全盘否定国际研究；强调中国证据，不等于“中国人特殊论”；没有证据就不能给出绝对阈值。潘安教授同时强调，预制菜和超加工食物并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在现阶段，潘安教授建议，公众可以优先减少超加工食品的食用频率，更多选择相对完整的食物和原材料。例如，在条件允许时，直接吃苹果，而不是苹果汁。如果确实需要选择外卖或包装食品，也可以关注其含糖量、总能量和含盐量等信息，并结合食品的原材料情况作出选择。
对这些选择，潘安的回答强调的是比较和调整的空间：即使无法完全避开便利食品，也仍可以查看成分、比较原材料和营养信息，选择相对更健康的产品。目前，他并未为中国家庭给出“每周几次”或“每天多少克”的统一界限；对频率、分量与具体疾病风险之间关系的判断，还需要更细致的中国人群证据。
这些建议并不意味着所有预制食品都具有相同的健康风险，也不意味着仅凭食品类别就能准确判断个体的疾病风险。更重要的是，在现有证据基础上采取相对稳妥的选择，同时继续积累中国人群的研究资料。
对科学研究而言，明确哪些问题已有证据支持、哪些问题仍然未知，同样是研究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五到十年，积累中国本土证据
谈及未来对膳食转型乐观还是审慎？构建中国本土膳食证据，难点在哪里？科学证据产出之后，如何突破“科研与现实落地两张皮”？健康膳食转型串联健康中国、生态文明、双碳目标、乡村振兴等多重国家战略，多重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张力等等诸多问题。
潘安教授介绍，其团队近年来主要关注肥胖和糖尿病的预防与管理。一方面，团队通过队列研究积累科学证据，了解不同膳食模式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开展干预研究，探索更适合中国人群的体重管理方案，包括减重、体重维持以及防止体重反弹等问题，并研究不同膳食模式和营养搭配能否为体重管理提供帮助。
“我相信未来5到10年，我们能够产生自己的中国本土证据。”本土证据的意义，在于让膳食研究更充分地回应中国人群的实际情况，为膳食指南、慢性病预防和健康管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科学参考。
潘安教授对中国膳食转型总体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健康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双碳目标等国家战略，都为健康可持续膳食的发展提供了有利背景。星球健康饮食对公平性的强调，也使膳食转型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等议题产生联系。健康可持续膳食转型需要关注的，不只是消费者餐盘里有什么，也包括这些食物如何被生产出来，生产端和消费端都需要参与到这场转型。
他观察到，居民对食物的需求正在变化：从过去追求“吃得饱”，到希望“吃得美味”，再到越来越关注“吃得好”。这种变化意味着，健康正在成为公众选择食物时日益重要的考量。但从研究发现到社会实践，仍然需要持续的工作。科学研究能够为人们选择食物和膳食模式提供证据，却不能单独完成整个食物系统的转型。
在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也是《EAT-柳叶刀1.0报告》委员樊胜根的大力支持下，潘安教授与良食一同发起了《EAT-柳叶刀中国报告》的研究项目。项目已经组建了中国优秀学者团队，研究适合国人的星球健康饮食，为中国食物系统转型的政策、产业发展及居民膳食选择提供本土科学证据。在这一过程中，科研机构与公益组织、社会团体可以形成互补。潘安教授认为，科学家能够通过研究搭建证据链，了解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不同环节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则可以帮助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在科研与社会实践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这也是健康可持续膳食转型的重要一环：既要知道哪些做法有科学依据，也要找到将这些证据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路径。
结语
从《EAT-柳叶刀2.0报告》到中国人群研究，从健康膳食模式的评价到肥胖和糖尿病的长期管理，潘安教授的研究与思考指向同一个问题：如何让科学证据真正服务于人群健康。
健康饮食没有唯一答案，并不意味着饮食选择缺乏科学标准；强调中国本土证据，也不是要排斥国际研究，而是要在全球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中国人群面临的具体问题。
星球健康饮食是理想框架，但落地中国，会遭遇老龄化、供应链、饮食习惯和文化、消费习惯、产业现状多重现实约束；科研可以产出证据，但食物系统转型，还需要更多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进来。
追求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完美膳食，是大众长久的心理期待。但潘安教授的研究恰恰提醒我们：健康饮食没有唯一正解，却也不等于没有科学边界。既不能迷信某一种膳食模式，也不能走向相对主义，认为怎么吃都可以。真正的路径，是在全球科学共识基础之上，用中国人自己的人群证据，适配我们的饮食文化、烹饪习惯、社会经济现实。
未来的膳食研究，既需要继续检验不同饮食模式与健康结局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探索更适合中国人群的干预方案，并推动研究成果进入公共卫生服务、食物供应和日常生活。
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告诉人们什么样的饮食可能更健康，也在于通过持续积累的证据，让健康膳食的选择更有依据，让健康管理更具可行性，并为中国的膳食转型提供科学支撑。
受访者简介
潘安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慢性病流行病学和营养流行病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研究成果。共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SCI论文460多篇，被引用次数超过41000次，连续8年入选全球高被引学者。担任营养学领域顶级期刊Am J Clin Nutr创刊以来首位中国地区副主编，Int J Epidemiol、Biomed Environ Sci、Innovation Nutrition、《中华疾病控制杂志》副主编及多个国内外期刊编委，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委、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医促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分会副主委、中国营养学会营养流行病分会副主委，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常委，Lancet Commission on Obesity、Lancet Commission on Diagnosis Criteria of Clinical Obesity、EAT-Lancet 2.0等柳叶刀专业委员会委员，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杂志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免责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刊发或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