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区没有围墙，却接住了散落全镇的八千人

清晨六点半，石柱镇下里溪村的出租屋亮了灯。女工龙姐把睡眼惺忪的孩子抱进电动车后座，车筐里搁着刚买的豆浆油条。她要送孩子去镇上的党群服务中心托管班——按传统的社区划分，她租住的这个村子不算任何城市社区的辖区，她和孩子是标准的“外来人口”。

但在石柱镇，社区的边界早就不画在地图上了。

头天晚上，她在“住一家亲”微信群里随口问了句“有没有包装厂的白班岗位”，早上出门前就收到了民促会志愿者的回复，连厂区地址、联系人、薪资，都一并发了过来。

这就是飞鹅山石榴籽社区：它没有挂牌的大门，没有划定的辖区红线，甚至连固定的办公场地都散落在镇子各处。可就是这样一个“没边没界”的社区，把服务精准送到了散落在全镇的各族群众的家门口。

大山里来的厂长，成了异乡人的“摆渡人”

要讲这个社区的故事，绕不开企业家黄廷汉。

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异乡打拼史”：生在湖北恩施的大山里，少年丧父，初中毕业便辍学务工，挣钱供哥哥读完大学；从流水线最普通的工人做起，一路熬成车间主任、厂长、副总，最终在永康石柱镇扎下根，一待就是二十三年。

创业原本不在他的人生规划里。当年从老企业离开，老家村里的乡亲结伴找上门：“你创业吧，我们跟着你干。” 就这样，一群湖北老乡跟着他，在石柱镇办起了安东电子。

在自己的工厂里，他比谁都懂异乡打工人心里那点细腻的顾虑。逢年过节发福利，他要挨个核对，生怕漏掉一位，这些细碎的尊重落到日常里，换来了最实在的回报：工厂员工离职率极低，干满十年以上的老员工比比皆是，很多人干脆把家安在了这里。

后来，黄廷汉成了永康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

民促会成立之初，是典型的松散民间组织：一百多号人挂名在册，真正愿意发声、办事、参与活动的寥寥无几。在永康市委统战部（民宗局）的推动下，民促会动了真格：建立清单化工作制度，每季度列任务、逐项销号；推出淘汰机制，长期不参会、不交费、不做事的成员直接劝退；每一到两个月开一次汇报会，半年一小结、年终一考核。

硬是把一个“凑人头”的民间社团，改成了实打实解决问题的服务平台。

很多外来务工者遇到劳资纠纷、租房矛盾、孩子上学难题，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民促会就成了中间的桥。民间骨干熟悉乡情、懂习俗，对接司法所、法庭、市场监管又有章法，很多矛盾刚冒头，就被悄悄化解在了萌芽状态。

这恰恰是飞鹅山石榴籽社区最底层的逻辑：、基层治理从来不是政府单向的输出。要服务好散落在各个角落的人，先要激活扎根在人群中间的人。

没有围墙，怎么织出一张治理的网

人散在全镇24个行政村、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里，没有围墙划界，服务怎么才能不缺位、不遗漏？

飞鹅山的答案是“1站1家1中心”—— 一套没有边界，却处处有触点的多元治理网络。

联勤警务站把派出所、司法所、行政执法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民警不再只坐在大厅里等报警，而是化身“家庭警察”，扎进出租屋片区、工业园区上门走访。哪家有矛盾苗头，哪个厂区有劳资隐患，提前介入、提前普法，把问题掐在爆发之前。

“石柱一家人”工作室走的是群众路线。村支书、党员志愿者、民族工作骨干组成“小巷助理”，走家串户拉家常，顺带着把诉求记下来：孩子想进公立学校、想找份稳定的工作、和房东有租金纠纷……大大小小的事，不用群众跑部门，志愿者先接过来流转。

而整套机制的核心，是红石榴矛调中心。

法庭、市场监管、行政执法驻点办公，还专门吸纳了各族群众代表当调解员。在这里处理纠纷，不只有法律这一把标尺：懂方言的调解员一句话，往往能化解很多因文化差异产生的误会；法官把法条掰开揉碎了讲，情理法理碰在一起，当事人更容易心服口服。

很多人好奇“无边界社区”到底是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阵地是固定的，但服务是流动的。

1.5公里的民族团结宣传街立在镇上，但普法宣讲会开进村里、开进厂里；

党群服务中心的托管班有固定场地，但招生的消息顺着微信群传到每一片出租屋；

“住一家亲”微信群里，招工信息、租房通知、政策解读天天更新，累计发了六百多条招工信息，帮上百名各族群众找到了工作。

没有围墙的另一面，是没有死角。

从“落脚”到“扎根”：共富不是一句口号

如果只是化解矛盾，那社区的价值还只完成了一半。飞鹅山石榴籽社区真正的野心，是让外来者从“暂时落脚”，变成“真正扎根”。

这条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经济上站稳脚。镇上建起“浙里同心・飞鹅山田园驿站”共富工坊，农耕文创园里划出育苗区、种植区、农事体验区，把地方特色融入研学课程。甘蔗丰收节撞上民族文化艺术节，一下吸引了上万游客，周边各族经营户增收超十万元。

针对普通务工者，镇上开了免费技能班：永康肉麦饼、烘焙、中式烹饪、抖音带货，由“巾帼导师”手把手教。很多妇女学到了一技之长，靠摆摊、做短视频拓宽了收入，相关项目累计带动增收八十余万元。从靠力气吃饭，到凭手艺挣钱，很多人第一次在异乡看到了创业的可能。

第二步是文化上融进来。“留您过大年”“浓情端午”“民族文化艺术节”，一年三十多场活动轮番办。春节不回老家的各族群众凑在一起吃年夜饭，孩子在共富学堂里读本地历史故事，慢慢知道了自己生活的这座小镇的前世今生。

有人说，文化融合最难的是语言。镇上专门请了浙师大、五金技师学院的老师，开国家通用语言公益培训班。话说得通了，心的距离就近了。

第三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是心理上的归属感。

很多外来务工者即便在这里工作十年，心里也总觉得自己是“外人”。飞鹅山的解法很朴素：让孩子先融入。

浙大城市学院的师生过来办暑期夏令营，各族孩子一起上课、做游戏、拍纪录片；公益托管班收两百多块钱餐费就能上十天，企业家主动补贴费用，还特意规定“上期参加过的这期先让给新同学”，让更多家庭能享受到便利。

大人们看着孩子在这里开心读书、交朋友，笑得敞亮，心里就慢慢认定：这里，也是家了。

社区的本质，从来不是围墙

离开石柱镇那天，夕阳正落在飞鹅山的轮廓上。街边的小吃摊陆续支起来，酱香饼、贵州酸汤、本地的肉麦饼，香气混在晚风里。放学的孩子追跑着，口音里掺着各地的腔调。

如今很多地方谈基层治理，总喜欢谈边界、谈区划、谈管辖范围。但飞鹅山石榴籽社区最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主动拆掉了围墙。

过去的社区逻辑很直白：先划一块地盘，再管地盘里的人。围墙划到哪里，服务就止步在哪里，墙外的人，天然就远了一步。

而飞鹅山把逻辑反过来了：先看见这里的人，再围绕人的需求搭服务。人散到哪，治理就延伸到哪，没有墙，也就没有“内外之别”。

这背后不只是工作方法的微调，更是一种治理观念的转身。当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当异乡人成为小镇发展的一部分，基层治理的终极命题从来不是“管好一块地”，而是“接住每一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的条文，最终没有停在纸面上。它落进了出租屋的敲门声里，落进了食堂特意留出的窗口里，落进了微信群凌晨回复的招工信息里，落进了托管班孩子的笑声里。

我们总说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其实石榴籽抱得紧，从来不是因为外壳的束缚，而是因为每一颗籽，都向着同一个圆心。

这个圆心，是被看见，是被尊重，是无论你来自哪里、住在哪条巷，你的生活，都能被稳稳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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