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语Woman”在义乌架起一座叫“一家人”的桥

义乌五爱社区的库存街，永远是嘈杂的。烤串香裹着香料味漫在巷子里，还交织着叫卖声，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着1.5万常住人口，各族群众、境外人员在此经商居住。

人群里的莎莎总是一眼就能认出来：脚步快，语速稳，碰到外地商户随口说句家乡话，遇上外商切换成外语，路过社区老人又转成地道的普通话打招呼。很少有人知道，二十多年前，十几岁的她刚从新疆和田走出来时，连买瓶水都要靠手势比划。

她的人生，就是一座桥的故事：从自己咬牙跨过语言的高墙，到回身帮更多人拆掉沟通的壁垒，再到把法治与融合的种子种进下一代心里。一个人、一间工作室、七年时间，把宏大的制度与善意，活成了街巷里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

先跨过自己面前那道墙

莎莎的人生前半段，主题只有一个：突围。

十几岁初到内地，语言是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别人说话稍快，她就攥着衣角慌神，一句“麻烦再说一遍”问多了，自己先红了脸。她怕被人嫌麻烦，索性少开口，把所有劲儿都憋在学语言上。

她学普通话的法子很笨：把汉字注上谐音写满笔记本，走路念叨，做饭也念叨，跟着新闻联播逐字跟读，舌头练到发麻。后来考上中央民族大学英语专业，她又对着录音磁带啃阿拉伯语，再往后陆续掌握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阿塞拜疆语，一共八种。每学一门新语言，她就在笔杆上贴一张单词便签，握笔时就能瞟一眼，日子久了，笔身贴得层层叠叠。

“那时候学语言，就想自己不再吃亏、不再被难住。”莎莎笑的时候眼睛很弯，“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靠说话帮到别人。”

第一次主动帮人翻译是在市场里。一名商户因为货款纠纷急得满头大汗，跑了好几个地方都因为语言不通说不清楚。莎莎刚好路过，上前帮着沟通、核对单据，事情解决的时候，商户拉着她的手不停道谢。那一瞬间她忽然明白：自己跨过的这道语言坎，也能成为别人的路。

2017年，莎莎来到义乌，凭借多语言特长成为江东派出所一名辅警。彼时的五爱社区，是出了名的治理难点，民警上门走访常碰壁——外来人口警惕性高，遇上纠纷，看不懂法条、说不清诉求，小事熬成大事。

派出所精力有限，很多民间矛盾等走到警务程序，早已拧成了解不开的结。街道和派出所反复商量：不如依托莎莎的语言优势，建一个专门的工作室，把矛盾化解在前端。

（莎莎在“阿依乐・莎莎”工作室。 滕俊/摄）

2019年4月，“阿依乐・莎莎”工作室挂牌了。“阿依乐”是维吾尔语“一家人”的意思。从这天起，莎莎的人生从“自我突围”，转向了“为他人搭桥”。

让法条穿过语言的壁垒

工作室刚成立时门可罗雀。没人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也没人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能解决问题。

莎莎不着急，抱着一摞宣传单一家一户敲家门。敲不开的门，她就站在门外多说两句，告诉对方“各族群众一家亲，有难处可以找我”；商户忙着做生意，她就站在边上等，等人家闲了再上前搭话。人心都是慢慢捂热的，来找她的人从一个、两个，变成络绎不绝。

很多人惊叹于她的八种语言，却很少有人懂：语言从来不是炫技的资本，是把法律递到人跟前的手。

法条写在纸上是公正的，可如果当事人读不懂、听不明白，公正就走不到人心里。有些法律术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硬译只会越说越糊涂。莎莎的法子，是把法条揉进日子里说——不说“租赁合同违约责任”，说“咱们当初签的合同，说好的规矩要算数”；不说“侵权损害赔偿”，说“东西弄坏了，该怎么赔咱们按道理来”。

那桩13万元的餐厅租金纠纷，前前后后磨了45天。第一次约谈，双方隔着长桌坐得老远，商户攥着皱巴巴的合同，脸憋得通红，一肚子委屈倒不出来；房东敲着桌子算损失，语气越来越冲。莎莎没急着讲法律，先给两人各倒了一杯热茶，跟商户慢慢聊经营的难处，等对方肩膀松下来、眼泪掉下来，又递过纸巾，再一条一条讲租赁条款，每说一句就停下来问：“听懂了吗？没懂我再讲一遍。”

中间三次谈崩，双方摔门走掉，莎莎又挨个打电话劝回来。她跑商户的餐厅，也跑房东的家里，两边说软话，也摆道理。最后签协议那天，窗外下着小雨，商户拿起笔犹豫了几秒，转头看莎莎，她轻轻点了点头。落笔、握手，两个人没说多余的话，出门的时候，并肩走下了楼梯。

还有一桩涉三方漏水纠纷：外籍租客的房子渗水，淹了楼下仓库的货物，房东、租客、仓库住户各执一词。莎莎一边切换语言捋清事实，一边联系社区的律师，把侵权责任、租赁义务拆成大白话讲给三方听。她不说“谁对谁错”，只说“咱们看看怎么解决最妥当”。

七年里，工作室协助调解各类纠纷，帮群众解决各类困难500余件。莎莎常说，调解不是判输赢，是让大家都能顺过气、好好过日子。那些写在纸上的权利与保障，就这样通过一句句翻译、一次次沟通，穿过语言的壁垒，落到了烟火日常里。

把融合种进下一代心里

调解的案子多了，莎莎慢慢发现：矛盾化解终究是事后补漏，真正的亲近与认同，要种进更小的日子里，种进孩子心里。

于是有了“五爱课堂”。每周六下午两点，工作室就成了孩子们的天下：书法、国画、古筝、手工DIY，课程排得满满当当。来上课的孩子挤在一张桌子上画画，叽叽喳喳像一群小鸟。

有个外国小女孩，刚来时躲在妈妈身后，头都不敢抬。莎莎牵着她的手，给她拿彩笔，教她写自己的中文名字。现在小姑娘一进工作室就往莎莎怀里扑，还会用普通话说“莎莎老师好”。

七年里，已有上千名孩子在这里上过课。社区流动性大，孩子来来去去，可只要在五爱过，都来过这间课堂。他们一起包粽子、猜灯谜、做月饼，从小就知道：不同长相、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坐在一起玩，一起过节。

有人问过莎莎，这些孩子会不会有身份认同的困惑。她笑着摇头：“你去看就知道了，他们会说中文就特别骄傲，混血的小朋友会大声说‘我是中国人’。小孩子哪有那么多隔阂，一起玩多了，就是一家人。”

围绕着工作室，还长出了一支“雪莲”石榴红志愿服务队，，不少人从前也是被帮助的人。

李丽2019年来到义乌，2020年疫情没法回家，大年三十晚上，莎莎提着奶茶和吃食敲开她的门，叫她去工作室一起过年。一屋子人围着桌子包饺子、看春晚，有人唱了首民歌，有人即兴跳了段舞。那天李丽就觉得，这个地方像家。

第二年开春，她就加入了志愿服务队。如今她跟着莎莎走访入户、组织活动，还会教新来的居民学汉语。她们一起包粽子，一起做月饼，你教我一样手艺，我教你一句方言，早就处成了姐妹。

几年前，莎莎带着志愿者们去拜访社区的退伍老兵，帮老人打扫屋子，坐下来听他们讲以前的故事。老兵讲过去的苦日子，讲义乌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志愿者们坐在小板凳上安安静静听，有人红了眼眶。那天回来，李丽说，忽然就懂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意思——我们脚下站的是同一片土地，过的是同一个日子。

走着走着，就成了一家人

如今常有人慕名来工作室取经，有周边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有从外地赶来的工作者。有个宁波的姑娘，专门过来跟着莎莎学了45天，学怎么跟各族群众打交道，学怎么把法条说进人心里。

莎莎总是笑着摆手，说自己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懂点语言，愿意多听两句、多跑两趟”。

但来过的人都明白，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八种语言。真正珍贵的，是一个曾经站在语言壁垒另一边的人，吃过沟通的苦，知道无助的滋味，所以愿意回过身，伸出手，把更多人拉过来。

她不是被帮扶的样本，是撑伞的人。她的故事也不是“逆袭”的爽文，是一个普通人，把自己受过的光，再传递出去的过程。

如今，她的服务已覆盖本地居民、外贸从业者、境外人员；从单一的纠纷调解，到集普法宣传、公益教育、志愿服务于一体；从莎莎一个人，到60人的志愿队伍，再到带动更多居民主动照应彼此——七年时间，一间小小的工作室，慢慢长成了这片社区里隐形的纽带。

大家都心照不宣：有难处，就去找莎莎。

她挂了电话，抬手揉了揉后颈——今天连轴转了三场调解，肩颈早就僵了。桌上摊着半开的普法手册，页边用铅笔写着几行注释，是下午准备宣讲提纲时随手记的。

窗边的小书架上，摆着各族青少年送的小玩意儿：编织的小花、手绘的卡片、捏歪的橡皮泥小人。她顺手把刚收到的蜡笔画插在架子缝里，和那些小玩意儿挨在一起。

窗外的天彻底暗了，对面商铺的灯牌亮起来，红的蓝的光映在玻璃上。她拿起包，关了台灯，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不大的屋子——长桌、书架、满冰箱的便签，七年的日子都藏在这些角落里。

那些穿过语言障碍的法条，那些递到手里的热茶，那些孩子递来的蜡笔画，那些从被帮者变成助人者的身影，一层一层，架成了看不见的桥：

一头牵着异乡人的来路，一头系着烟火里的归宿；

一头托着纸面上的公平，一头铺进日子里的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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