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三上午 10 点半,我已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会场里。采访本摊在膝盖上,相机举到一半,顶灯在头顶亮得发白。采访对象还在后台对流程,我在心里把提问清单过最后一遍。
心里慌吗?不慌。该慌的事,凌晨 3 点多在出租屋里就慌完了。
这件事要从周二夜里说起。晚上 11 点多,我还在改另一篇稿子,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说上海那场会第二天一早开幕,必须有人去。我应下来,就开始一样一样备东西:相机电池、备用卡、录音笔、采访提纲,在桌上一字排开。
订票是凌晨 3 点 40 分的事。划开国航 App,选了最早那班 6 点 20 飞虹桥的。卡上个月出差那阵就在 App 里绑好了,这回选完航班确认座位,付款按一下就走完,前后不到三分钟。要是搁早几年,这个点儿我得爬起来翻钱包找卡,找着了还得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往里输。
订完票我没敢接着睡,怕闹钟一响又误事。桌前那盏台灯开到最亮,我对着采访提纲把可能的提问点列了三遍,又把相机包里的备用卡翻出来数了一遍。临出门前,我把今天要发的两条短稿标题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生怕一会儿在场子里接电话时,说出来的话头不对。
凌晨 4 点半我拎包下楼,街上没什么人。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我说首都机场 T3,师傅嘟囔一句“这会儿就飞啊”。我没接话,盯着导航上那条从灯市口到机场的路,还有 28 公里。车里暖风开得足,我把采访提纲的最后两个问题改完,给编辑部发了一条“已出发,11 点前到会场”。
车上我顺手把今早要穿的外套从包里翻出来抖了抖皱褶,又把采访对象三年前发过的几篇稿子快速过了一遍。这种临时来活儿,最怕的不是路远,是到了现场发现问的问题人家十年前就答过。
T3 的值机柜台凌晨 5 点就排了二十多人。我办了登机牌,找个角落坐下来,把采访提纲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这会儿值机的多是赶早班的出差客,队伍里没人说话,大家都低头看手机或者盯着航班屏。
登机口的小电视在放广告,我没抬头看,只盯着手机上的时间:6 点 08 分。飞机爬升以后我把座椅靠背调到最低,闭眼养神。不是睡着,是让脑子从“赶路模式”切到“采访模式”。空乘送了一杯水,我拧开盖子抿了一口,窗外的云开始从碎云变成连片。脑子里还在想那个分论坛新加的提问点。这种临时调整是记者的日常,提前做过的功课和现场看到的版本能对上,问题就成了一半。
落地后从廊桥走到出口,我一路小跑取了行李,打车直奔会场。从虹桥出来那段高架堵了二十分钟,我在车上又把录音笔的内存卡格式化了一次,怕关键时刻录不进去。
10 点一刻进场那会儿,门口同事递过来一份会议手册,临时加了一个分论坛议程,我得现场调整提问顺序。这种事以前也遇到过,以前是手忙脚乱地翻采访本,这回翻了两页就合上了——凌晨在出租屋里那三遍不是白过的。我看了看会场出口的指示牌,喝了口水,相机快门按了三张试光。
采访对象看到我举起话筒的时候,我没看采访本。采访本摊在膝盖上是为了应急,心里早背熟了。提问的时候我盯着对方的眼睛,提纲上的问号一个一个打钩。散场时我在走廊里给编辑部发了一条:“顺利,会场人比预想的多,下午还能赶上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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