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提得好！这说明你观察社会很深入，问题抓得很准。
的确，我国历朝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文章的作用，尤其是议论文。
魏晋时代，曹操的儿子曹丕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是在一篇只有2000字的论说文学的作品《典论·论文》里说出这番话的，二千年来，这句话几乎成为文人知识分子的信条。说这话时，他刚成为魏王，即将取代汉帝。
曹操靠“武功”打下天下，而他的儿子曹丕却说：光是打下天下还不够，还要治理天下，靠什么治理，靠“文治”！这就是“文治武功”这个成语的内涵。
“经国之大业”里的“经”是治理、管理的意思，“经国”就是治理国家。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写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一项伟大事业。
曹丕敢说出这句话，在当时绝对是“语出惊人”的。因为在传统的儒家观念里，真正能算作“治国大业”的，是那些宏大的政治举措，比如制定法律、带兵打仗、安抚百姓等等。而写文章，一直被看作是“雕虫小技”，是文人吃饱了没事干才去摆弄的玩意儿。
那曹丕为什么非要把写文章捧得这么高呢？这其实跟他当时的处境和想法有关。
首先，他看到了文章的实际政治作用。文章是可以传达政令、教化百姓、统一思想的。一篇好的檄文能抵十万大军，一份好的政令能让天下归心。所以，写文章本身就是在参与国家治理。
其次，这也是曹丕在为自己和文人们“正名”。他想告诉世人，文人们不是只会无病呻吟的闲人，他们写下的文章，同样是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
所以，曹丕把“写文章”和“治理国家”绑在一起，不仅拔高了文学的地位，也给了当时的文人们极大的尊严和使命感。
可以说，曹丕把文章抬到相当高的位置。
其实，远远在曹丕之前七八百年，孔子、孟子、荀子等诸子，就已经用他们的身体力行尤其是自己的文章，告诉后人这个道理：学而优则仕，乃至文而优则仕。
孔丘删诗书、定礼乐，他的文章就是他的政治蓝图，他周游列国，就是拿着这套蓝图去找能落地的君主。孟轲写《孟子》，字字句句都在跟君王讲怎么行仁政、怎么安天下，他的文章就是他的施政纲领。荀子更直接，他的文章里讲礼法、讲制度、讲用人，全是治国理政的实操方案，弟子拿去就能变成国家运转的规则。
对他们来说，文章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而是经国济世的工具。写文章和做官，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文章是思想的落地，做官是思想的实践。他们不是在用文章换官位，而是在用文章找一条救天下的路。
到了后代，一些文人只顾写议论朝政的文章，变成了只为写文而写文了，全然不顾“这些议论有多文采斐然，他们的议论就多空洞”。
这些所谓的政论文，在我们的课文里选取了很多，它们几乎每篇都有非常多的逻辑漏洞，如《阿房宫赋》后面的议论就是。
《阿房宫赋》是文学史上的绝唱，但如果把它当成一篇严谨的“政论文”来审视，后半段的议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杜牧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为了讽谏当时的唐敬宗大兴土木、沉迷声色。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的，他必须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不恤民力、骄奢淫逸”。
看看他的逻辑链条：“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接着得出千古名句：“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
这个逻辑漏洞就在于：他把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崩溃，过度简化成了一个道德问题。秦朝的灭亡，背后是地缘政治的失衡、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冲突、六国旧贵族的反扑、以及庞大帝国初建时行政体系的超载。杜牧为了文章的对仗工整和情绪的宣泄，直接把这些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全部抹去，最后开出的“药方”仅仅是“仁义”和“爱民”。
这就好比一个人生了重病，医生不去查病灶、讲病理，最后只给了一碗“你要保持心情舒畅”的“鸡汤”。
其实类似的政论文还有：
《伶官传序》（欧阳修）：把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败亡，简单归结为“宠信伶人”和“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德教训。实际上，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是军阀割据、藩镇兵权过大的结构性问题，皇帝宠信伶人只是表象，并非亡国的根本原因。
《过秦论》（贾谊）：和《阿房宫赋》类似，把秦朝速亡的原因全部归结为“仁义不施”。完全忽略了秦朝初建时制度磨合的阵痛、关东六国旧势力的复辟以及庞大帝国行政成本过高的现实。
《六国论》（苏洵）：为了论证“弊在赂秦”，强行把齐、燕、赵等国的灭亡也归咎于没有支援韩魏。实际上战国后期的地缘政治极其复杂，各国灭亡有各自的军事和外交失误，并非单纯因为“不赂秦”或“赂秦”。
两千年来，我们中国的文人热衷于入仕，热衷于“干政”，热衷于写议论文、政论文，可以说这是一个“议论文大国”也不为过。像上面的这些议论文、政论文，我们在中学课本里还能列举不少，逻辑漏洞同样不少：
如：《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
逻辑漏洞在于概念模糊。用“先王之政”“壬人”等抽象词汇，预设了“支持变法就是正道，反对就是小人”的立场，缺乏严密界定。
《大学之道》（节选自《礼记·大学》）
逻辑漏洞在于因果简化与类比不当。把复杂的国家治理简化为个人修养的线性延伸，把家庭私域规则直接套用于国家公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节选自《孟子》）
逻辑漏洞在于以偏概全。仅凭一个假设性的极端场景（“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就推导出普遍的人性结论，缺乏经验性证据。
《少年中国说》（梁启超）
逻辑漏洞在于情绪导向与宏大叙事。作为一篇极具感染力的动员令，大量使用排比和比喻来激发斗志，但在逻辑推演上属于为了表达情绪而作的政论。
总结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太过于热衷于“为议论而议论”了，文中出现的这些金句有逻辑吗？文章的内容有针对性吗？
中学生们由于过于服从权威，天然认为他们的议论是对的，天真地认为写议论文的王道就是掌握总分总结构、找总论点分论点、运用举例比喻名人名言等来论证，全然不顾文章是否有现实针对性，这些论证方式有没有有逻辑性。这场误导性悲剧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公考申论考场，为祸仍在持续。这个我下面还要说到。
我再来讲一个俗语的由来：半部《论语》治天下。
关于这句话，历史上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这样的：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想重用赵普，但有些大臣上书弹劾他，说他当年只是个粗人，只读过一本《论语》，根本不懂什么高深的治国之道。宋太宗听了心里犯嘀咕，就跑去问赵普。赵普毫不避讳地回答：“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意思就是说：我确实没读过什么别的书，以前我用《论语》里的一半学问，帮着太祖皇帝打下了江山；现在，我想用剩下的一半学问，来帮陛下您治理天下，实现太平盛世。
《论语》是孔子与学生的对话整理而来。能不能用半部《论语》治理国家暂且不论，这个典故其实是说：只要把最基础、最核心的经典学问学透并运用到实践中，就足以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也因此，从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引经据典写文章”，其中的八股文试题，就要求举子们必须代圣贤立言，八股文试卷题目全部出自《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格式和内容都必须严格依照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来阐发，不能有任何个人的自由发挥。
这套试卷能否真正选拔经邦治民的人才呢？靠写一篇内容空洞而格式化严重的文章来治理是不是有点儿不靠谱呢？
可能看出这个漏洞吧，后来科举又加上了“策论”这个科目，更加注重对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等时务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能力。策论要求考生针对具体的国家治理难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以此来弥补八股文脱离实际、空谈义理的缺陷，试图让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真正具备经世致用的本领。
苏轼和苏辙去应试，策论写得很好，“殿试”时，宋仁宗看到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想到大宋未来的江山有了可靠的栋梁，回宫后对曹皇后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慨：“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与苏轼同科的张载，后来写出来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早苏轼几十年的理学家周敦颐进一步明确提出“文所以载道也”，认为文章需“言之有物、承载大道”。可以说，如果没有“文以载道”这个理念作为精神支柱，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革新就失去了灵魂，他们也不可能取得“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功绩。
白居易诗中说：“试玉要烧三日满”，指的是古人检验真玉的方法，据说真玉放在火里烧三天三夜也不会变色；“辨材须待七年期”，是指豫章木（一种优质木材）要长到七年之后，才能从外观上分辨出它的材质好坏。
其实，那需要等这么久，让他写一篇或几篇文章就足矣。所以，你能看出：你考申论、写文章的分量有多重了吗？
可是，到了当代，虽然还是重视文章，公考申论还是以文取仕，通过写文章来选拔治理国家的官员。然而……放眼望去，浩荡乎神州，恢恢乎天下，举世之人是怎么看待申论的呢？抄材料抓考点、套模板练题型、背范文逐字稿规范词、搞思维导图、逐段逐句精讲精练、跟着某某学申论等等，这套训练方法培训出来的学生，内容空洞、模板化套路化、金句满纸、浮夸奢靡没有思想、毫无逻辑，不正是“文以载道”的反面吗？
来源：蓝梭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