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涵宇：中国陶瓷的故事，远不止景德镇

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成为全球首个以“瓷”为主题的世界遗产。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瓷器与丝绸、茶叶等一道列入“历史经典产业”。

千年窑火，迎来了新的时代坐标。

申遗成功值得庆贺。它不仅是对景德镇千年制瓷文明价值的国际确认，也是政府、产业界与学术界多年努力的共同成果。但在这份荣誉之外，我们或许更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当景德镇被世界重新看见之后，我们是否也应该借此机会，重新认识整个中国陶瓷？

事实上，申遗的背后，离不开扎实而漫长的学术积累。价值阐释、历史脉络梳理、遗产要素辨识、保护规划论证……一项世界遗产的诞生，并非只靠一纸申报文本，而是建立在大量文献、实物和历史证据之上的系统工程。学者们从地方志、厂志、档案、统计资料、地方年鉴，到口述史、老照片、影像资料中寻找线索，在看似零散的材料中还原制瓷技术、生产组织、产业变迁与社会生活的历史轨迹，最终让“千年瓷都”的突出普遍价值得以被看见、被理解。

这恰恰说明，手工艺文献不是尘封的旧纸，而是一个产业最真实的历史档案。

一部厂志，可以记录一个陶瓷企业几十年的兴衰；一段老匠人的口述，可以保存一项已经濒临失传的工艺细节；一张泛黄的生产照片，可能还原一个时代的生产场景；一份统计资料，则可能折射出原料、产量、销售与市场格局的变化。

这些材料往往不起眼，却构成了中国陶瓷史最有生命力的细节。

因此，申遗成功之后，我们更需要把目光从一座城市延伸出去。

景德镇固然是中国陶瓷文明的重要高峰，但它从来不是中国陶瓷故事的全部。湖南醴陵的釉下五彩、长沙铜官窑的历史遗存，以及佛山、唐山、德化等陶瓷产区，共同构成了中国陶瓷文明绵延不绝的“满天星斗”。不同地域、不同技术、不同窑口和不同市场之间彼此交流、相互影响，才共同造就了中国陶瓷数千年的辉煌。

遗憾的是，与景德镇相对丰富、系统的研究和文献积累相比，一些重要陶瓷产区的基础研究仍显不足。

老匠人正在老去，很多技艺只能依靠记忆传承；一些厂志、档案散落在旧厂房和库房之中，甚至面临损毁、散佚；大量老照片、老胶片和生产记录也因保存条件有限而逐渐模糊。这些正在消失的材料，一旦失去，就很难真正复原。

因此，抢救、整理和研究陶瓷产业文献，已经不是一项可以无限期等待的工作，而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行动。

当然，数字化是重要手段，却不应成为终点。真正重要的是让这些材料“活起来”。

让沉睡在档案柜里的厂志走进学者的研究；让老匠人的口述记忆进入博物馆和公共展陈；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历史影像成为公众理解工业文明和工匠精神的入口；让地方志中记载的古老技艺与今天的陶瓷产业发生新的对话。

只有当历史不再停留在档案里，而是进入今天的文化消费、公共教育、城市传播和产业创新之中，所谓“历史经典产业”才真正有了可以持续生长的根系。

与此同时，公共陶瓷博物馆的馆藏，也应该有更大的开放度和更丰富的公共表达。

一件瓷器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漂亮”，还在于它背后的问题：它来自哪里？由谁制作？采用了什么工艺？服务于怎样的生活？曾经流向何方？它又与当时的社会、贸易和文化发生了怎样的联系？

如果这些信息能够被充分整理、公开和传播，一件器物就不再只是展柜中的“孤品”，而会成为一段历史的入口。

这也是今天重新认识中国陶瓷的意义所在。

申遗成功，当然是景德镇的荣耀；但如果这份荣耀最终能够推动我们重新发现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窑口、工厂、匠人、文献和器物，那么，它所产生的意义将远远超出一项世界遗产本身。

中国陶瓷从来不是一座城市的独奏，而是一场延续千年的合奏。

今天，当景德镇站上世界遗产的新起点，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中国陶瓷版图。保护的不只是名窑名瓷，也包括普通工匠留下的手艺、企业留下的档案、地方留下的记忆，以及一个个产区共同书写的产业史。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出发。

当文献被保存，文物被打开，学术被传播，传统技艺与当代产业彼此连接，中国陶瓷的千年窑火才能真正从历史深处走来，照亮今天，也照亮更远的未来。

而我们也终将更加清楚地看到：

中国瓷器，不止景德镇。

文章作者：

邓涵宇，湖南醴陵人，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级技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陶瓷产业特聘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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