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彧做客光明大讲堂，讲述司马迁与 《史记》的背后故事

7月12日，深圳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常彧受邀做客光明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光明大讲堂活动，带来《因天官而为太史——司马迁与〈史记〉》主题讲座。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常彧教授旁征博引，依托详实的史料，从司马氏史官家世渊源、《史记》创作初衷及其时代价值等维度，带领现场读者层层剥茧，深入挖掘这部传世典籍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基因。

“这本书真的叫《史记》吗？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在想什么？”讲座伊始，常彧便抛出两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他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为切入点，娓娓道来司马氏家族千年的史官传承：自周宣王时期起，司马氏先祖便开始执掌天地祭祀与天时观测，世代承袭天官之职。至汉武帝时期，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先后出任太史令，赓续家族文脉。尤为难得的是，司马迁在追溯家族渊源时并未刻意美化，而是秉笔直书，客观记录了家族官职日渐低微的轨迹。这种不避讳、不粉饰的实录态度，恰恰赋予了其历史叙述以千钧之力。

随后，常彧教授进一步梳理了古代史官的职能，为听众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的史官形象。他指出，中国古代带有“史”字的官员，其职责远不止于记录历史，还广泛涉及文档机要、法典、监察以及财务考课等核心政务。这些史官不仅精通数字统计，更通晓天文历法，堪称早期专业的行政管理者。常彧还引用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自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生动印证了当时史官所涉知识体系的广博与多元。

讲座中，常彧教授深入剖析了《史记》的著书初衷与宏大立意。他指出，司马谈撰写《论六家要旨》，意在指出先秦诸子百家中唯独缺失了“史家”，并期望借此提炼出一套独立的史学思想体系。常彧进一步援引国学大师章太炎“古之学者，多出王官”的观点加以阐释：司马氏世代承袭天官文脉，学术积淀极其深厚，却苦于无著作传世，这成为了司马父子发愤著述的最核心动机。

常彧深情回顾了那段悲壮的历史：司马谈因错失泰山封禅大典而抱憾离世，临终将修史之志郑重托付于司马迁。身负父亲遗愿与接续家族文脉的时代使命，司马迁由此确立了高远的学术理想。此外，常彧还特别澄清了一个常见的历史误解——《史记》并非在“李陵之祸”后才开始动笔，而是早已着手撰写，那场人生巨变只是极大地加快了其成书的进度。

讲座尾声，常彧教授就《史记》的相关史实与深远价值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与升华。他首先为听众厘清了书名的演变脉络：《史记》最初名为《太史公书》，“史记”实为后世逐步演化而来的简称。在常彧看来，这部巨著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太史”这一古老职业升华为独立学术思想后的结晶，堪称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的“全新一家”。

谈及《史记》的史学价值，常彧教授指出，不同于后世多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官修史书，司马迁以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将笔触延伸至刺客、游侠、商贾等社会各阶层，并详尽记载了南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的族群风貌与地域历史。他强调，书中诸多珍贵记录，至今仍是研究少数民族史与域外史不可替代的唯一史料，其史学价值堪称无可估量。

在互动环节中，现场气氛热烈，听众们踊跃提问，与常彧教授展开了深入的交流。针对有家长提出的“如何引导孩子阅读历史类书籍”的困惑，常彧给出了中肯的建议。他认为，相比于硬性规定阅读书目，培养孩子自主阅读的习惯、悉心呵护他们对阅读的好奇心，才是更为关键的引导之道。此外，还有读者就史学著作中“文学性与史实性的关系”，以及《资治通鉴》与《史记》在历史学术价值上的异同等深度问题进行了请教。常彧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研究积累与深厚的学术底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答，令在场听众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常彧教授以详实的考据与清晰的历史线索，带领听众穿越千年时光，探寻司马迁与《史记》背后的动人故事。整场讲座引经据典却又不失通俗易懂，让在场听众深切领略到了中华史学文脉绵延千年的厚重底蕴。讲座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落幕，许多听众意犹未尽，纷纷表示此次讲座干货满满，让人受益匪浅。

文/凤凰网深圳 雷可可 实习生 杨楠 通讯员 黄杨慧 麦金英 宋洁

图/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