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5日,“光明大讲堂”第338期活动在光明区图书馆总馆一楼报告厅举行。本期讲座特邀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孙晓莹,带来《皇帝的狐裘:清代宫廷毛皮何处来?》主题分享。讲座以清代宫廷狐裘、貂皮等毛皮服饰为独特切口,层层拆解清代宫廷等级礼制、穿戴规制与对外商贸体系,为现场听众带来了一场视角新颖、内容详实的清史科普。

“貂皮在过去象征的是一定的地位。”讲座伊始,孙晓莹便点明毛皮的重要属性。她援引著名人类学家阿尔琼·阿帕杜莱的理论指出,权力常通过对特定物品的专属特权,完成象征性的身份彰显。在古代社会,器物的选用与时代等级秩序深度绑定,被赋予鲜明的社会属性,清代貂皮便是这一理论的典型具象载体。
为让听众直观理解清代严苛的等级体系,孙晓莹详细梳理了皇室与宗室贵族的毛皮穿戴规制,各类毛皮材质、配色、内里用料皆有严格界定,不得僭越。其中,黑狐皮、紫貂皮服饰搭配明黄色缎里,为皇帝专属规制;皇子可穿戴紫貂皮端罩,配金黄色缎里;亲王、贝勒等宗室贵族,则统一使用青狐皮材质。由此可见,清代宫廷毛皮服饰的材质、外皮样式、内里配色等每一处细节,都是区分穿戴者身份等级的重要标识,充分体现了清代宫廷礼制的规整森严。

针对清代宫廷盛行毛皮服饰的原因,孙晓莹总结出三大核心因素:保暖性、贵重性,以及对先祖旧制的传承延续。她还揭秘了貂皮服饰价格高昂的原因:一件完整的貂皮服饰需要拼接大量优质皮张,且工匠选材极为严苛,必须选用动物同一部位的皮毛,耗材量大、工艺精细、成品率低,是当之无愧的古代顶级奢侈品。
随后,孙晓莹梳理了清代宫廷毛皮的两大获取渠道。第一是东北及乌梁海地区的贡貂制度,赫哲、鄂伦春、索伦等东北边疆部族,需以壮丁或户数为单位,每年按时向朝廷上缴貂皮。结合史料分析可知,不同部族进贡的毛皮在数量、品质上差异显著,顶级上等貂皮产量稀少、尤为珍贵。第二是中俄对外贸易渠道。清代依托《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搭建的通商体系,借助西伯利亚丰富的毛皮资源开展对华贸易,俄国皮货逐渐成为清宫高端毛皮的主要供给来源。
“乾隆年间是清朝贸易最繁盛的时期,内务府做了一件和其它朝代不一样的事情。”孙晓莹介绍。随着宫廷对高级毛皮需求的增加,内务府专门派出商队开拓采购渠道。其中,内务府范氏商队常驻恰克图,专项采买黑狐皮、青狐皮等皇室专属高端毛皮;另一支“伯德尔格”商队同样驻守恰克图,采购品类更为宽泛,涵盖俄罗斯各类皮张、倭缎、珍珠、珊瑚等珍稀货品。
值得一提的是,两支官方商队的运营模式、成本开支各不相同,整体贸易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孙晓莹解读,清廷派遣商队赴俄采购毛皮,本质是带有政治属性的专项任务,核心目标是保障宫廷高端毛皮供给、稳固边疆贸易秩序,而非追逐商业利润,背后蕴藏着深层的政治战略考量。
此外,孙晓莹还介绍了清代宫廷海量皮张的流向。顶级黑狐皮主要用于更替皇帝老旧礼仪服饰、制作皇家朝服,维系宫廷礼制运作;优质貂皮多用于赏赐朝中重臣与蒙古王公,成为朝廷笼络人心、维系圈层关系的重要手段;自雍正五年起,清廷将富余貂皮交由内务府商人折价售卖,以此对冲官方毛皮采购的贸易亏损,平衡财政开支。
在讲座互动环节,现场听众围绕中俄商队贸易亏损成因、内务府官商运作体系等热点问题积极提问,孙晓莹逐一细致解答、专业剖析,现场学术氛围浓厚。
整场讲座以物载史、以小见大,视角新颖、史料扎实。孙晓莹依托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图文素材,从一件宫廷毛皮出发,层层揭开隐藏在器物背后的清代礼制规范、对外商贸格局与深层政治内核,为听众搭建了全新的清史解读视角,让大家在细微器物中读懂清代历史的脉络。

文/凤凰网深圳 雷可可 实习生 刘宇昕 通讯员 黄杨慧 麦金英 宋洁
图/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