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扫帚赶出门”到握手吃饭，深圳麻防50年：他们脱下白衣，走进患者心里
一张手绘的深圳麻风病分布图，见证了这座城市从隔离恐惧到科学防治、从社会偏见走向人文关怀的完整公共卫生转型，背后是一代代医生脱下白大褂的勇气。
黄俊新第一次被赶出门时，手里还提着药箱。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作为深圳麻风病防治医生，了解到一位百岁休养员想要寻找已经失联40年亲人的愿望，为实现患者的团圆梦，经多方打探、寻找，终于找到了患者的孩子。在一个瓢泼大雨的午后赶到目的地，但是门还没进，患者的儿媳已举起扫帚：“走！不要带来晦气！”
2026年1月，64岁的黄俊新坐在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的会议室里，回忆起这一幕时依然平静。窗外，这座城市正迎来又一个冬日暖阳。今年，这栋大楼里的机构迎来了成立50周年——它的前身，正是1976年成立的宝安县慢性病防治站。
也是今年，将迎来第73个“世界防治麻风病日”。而黄俊新，这位已退休的麻风防治科主任医师，他的职业生涯恰好嵌在这段历史的中段：从恐惧到专业，从隔离到融合，从手工绘制疫情地图到建立全国领先的监测网络。
他的选择始于一次“系统指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年轻的黄俊新被录取到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专业——为服务广东省麻风防控而设。“当时对麻风病的印象只有两个字：恐惧。”他坦言。
这个偶然的开端，却成了他三十年的坚守。
始于“系统指定”：一条穿过恐惧的道路
1979年，当黄俊新被录取到麻风病防治专业时，他连“麻风”两个字都写得生疏。那时的广东，社会对麻风病依然“谈虎色变”，疫情亦不容乐观。1962年，深圳麻风病患病率高达63.2/10万——平均每万人中就有超过6名患者，属于麻风病中流行阶段。
“专业是系统指定的，但路要自己走。”黄俊新说。调入深圳后，他面临着双重恐惧：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以及自己内心的恐惧。
转变始于前辈的一个动作。“我第一次跟着田心老师下乡，他直接用手触摸患者皮肤的皮损处。”黄俊新回忆，“我当时心里一惊。但老师很自然地说：‘我们自己做好防护，不要让病人觉得被嫌弃。’”
这个瞬间，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奠基时刻。
脱下白大褂，画下新地图：重建信任的“笨功夫”
在1980年代的深圳，“不穿白大褂”几乎是一种“叛逆”。
黄俊新和同事们却坚持这样做。“作为医生，应该以身作则。脱去白大褂，和病人同桌吃饭，大方握手，就像朋友。”他说。
这一举动有着深层含义：白大褂是医学权威的象征，也是医患之间的屏障。脱下它，意味着消除隔阂，传递一个简单信息——你和我们一样，这个病可防可治。
然而社会的偏见坚如磐石。面对那位持扫帚的家属，黄俊新没有争辩。他耐心沟通：“我们讲科学，也讲伦理。老人家年轻时因病离乡，现在年纪大了，家人应该给她最后的温暖。”
几次沟通后，扫帚放下了，家门打开了。“那一次，我觉得我们治愈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黄俊新说。
与此同时，另一场“重建”在纸上进行。
1986年，黄俊新调入深圳时，面临的是防治资料的近乎空白。早期档案卡片极少，许多患者赴港确诊后失联。“就像在黑暗里摸索，不知道病人到底在哪里。”
他用了最笨的方法：用方格纸手工绘制深圳麻风病分布图。翻找零散记录，比对省级信息，将1952年以来的499个病例，一个一个标记在格子地图上。
“最远的点在盐田山里，当时要步行十几公里，脱鞋过河。”黄俊新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偏远标记。
这张“格子地图”后来获得省级高度认可，成为深圳首份完整的麻风疫情档案。它告诉后继者：疫情曾在哪里，我们该去哪里。
一张图重建数据，一个动作重建信任。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为这座城市后来的精密防治网络，打下了最质朴却最坚实的地基。
从“模仿大师”到“症状监测网”：一套跑赢误诊的深圳系统
疾病在变，挑战也在变。
麻风病被称为“万能模仿大师”，其早期症状极易被误诊为皮肤病、外周神经炎、关节炎。2011年至2018年间，深圳麻风病的误诊率达22.7%。一位患者曾辗转求医19次，历时两年才被确诊。
“它的传染性极低，但社会恐惧极高。”黄俊新强调，95%以上人群对麻风杆菌有天然免疫力，发病率仅约十万分之一。“歧视带来的伤害，有时甚于疾病本身。”
为了跑赢误诊、消除歧视，深圳的防治策略必须优化。
2006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深圳启动麻风病症状监测项目，一张覆盖全市医疗机构皮肤科、体检科、神经科、社康中心的监测网络开始织就。
理念很清晰：将防治端口前移，变“被动等待”为“主动监测”。
“麻风病成了‘疑难病、罕见病’，基层医生都不认识了，怎么发现？”黄俊新说。为此，深圳归纳出 “麻风病8大可疑症状与体征”，制作图谱、课件，对医务人员进行轮训。
2001年，深圳实施“全人口管理”，对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一视同仁，践行“发现一个，管理一个，治愈一个”。
2012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疑似麻风病例信息管理系统”。基层医生在临床中发现线索，可一键上报。这套系统如此有效，在2018-2019年被推广为国家级系统。
至此，防治体系完成了从依赖个人经验的“人海战术”，到依靠制度与数据的“系统作战”的升级。黄俊新手绘的那张“格子地图”，终于被实时更新的“数字地图”所取代。
深圳的成绩单清晰而有力：1996年，深圳成为广东省首个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标准的城市，患病率从1962年最高的63.2/10万降至0.3/10万，降幅达99.5%。此后连续多年，深圳户籍人口麻风病新发现率维持在0.2/10万以下的低位。更为难得的是，在超千万流动人口的持续压力测试下，深圳实现了2024年麻风病患者规范治疗率与随访到位率两个100%的防控目标。
50年：从“防治站”到“慢性病防治中心”
2026年，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迎来成立50周年。这家机构的历史，正是从1976年成立的宝安县慢性病防治站开始的。
回望历程，机构名称几经变更：1979年深圳市慢性病防治站，1989年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2008年更名为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并增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职能，2017年新业务大楼启用。
名称与职能的演变，折射出深圳公共卫生重心的迁移。从专攻麻风、皮肤病等单一传染病，到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
但有些东西没变。
黄俊新提到1996年《深圳市麻风病防治工作情况汇报》中记载的前辈：田心，三十年如一日，被卫生部授予先进工作者；黄田生，下乡普查跌断两根肋骨，伤愈后继续工作；年轻的黄俊新自己，也曾不惧风险上门抢救危重病人。
材料中写道：“我市的麻防工作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绩，重要的是有一支具有献身精神和素质较高的麻防队伍。”
这种精神，在深圳麻风防治中实现了马海德医生提出的“四个转变”：从隔离治疗转向社会防治，从单一药物转向联合化疗，从单纯治疗转向治疗与康复并重，从孤军作战转向全社会协同。
深圳的麻风病防治工作不仅实现了本地疫情的有效控制，更形成了可推广的“深圳经验”：1998年和2017年，深圳两度荣获“全国麻风病防治先进集体”；“深圳流动人口麻风病例发现模式”于2018年获全省推广；深圳还对口帮扶广西百色地区开展“麻风病症状监测”工作，实现经验输出。
尽管深圳于1993年开始达标，1996年成为广东省首个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城市，但防治从未停止。“基本消灭不意味着战斗结束，”黄俊新说，“而是进入了巩固成果、防止反弹的新阶段。”
传承：从手绘地图到数字网络，精神在延续
如今，接过黄俊新和前辈们接力棒的，是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新一代医生们。他们站在坚实的根基上，正依托深圳特有的科技与制度优势，将麻风病防治推向更智能、更精细的新阶段。
从手绘地图到数字平台，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早发现、早干预’的防线。早期那一张张手工绘制的疫情分布图，已被整合进全市统一的“公共卫生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大数据追踪和人工智能辅助分析，症状监测的准确性与响应速度大幅提升。深圳在全国率先建成的“可疑麻风病例信息管理系统”，其模式已被推广为国家系统，成为“深圳经验”走出特区的缩影。
面对深圳超千万流动人口的管理难题，新一代防治团队将“全人口管理”理念深植于城市治理网格中。不论户籍来自哪里，流动人口与常住居民均被纳入同一张健康监测网络，享有同等的筛查、诊疗与随访服务。这套针对“流动人口聚集地区”的麻风病防控模式，不仅在全省推广，还应用于对口帮扶的广西百色等地区，实现“授人以渔”的经验输出。
防治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宽。如今的麻风病防治，早已超越单纯的疾病治疗，延伸至全方位的健康管理与人文关怀。患者不仅能获得国家免费的联合药物治疗，还会收到一个贴心的“护理包”——里面有硅油维E乳膏、防烫夹、全身镜等实用物品，帮助开展日常自我护理。与此同时，个性化自我护理小组、市级专家会诊、多部门联动的生活救助与社会回归支持，共同助力康复者重返社区、重启人生。
这一切，离不开一张织得更牢的“网”。深圳持续巩固市、区、社区三级防治网络，并对医务人员实行“三年一轮训”。截至2019年，相关培训覆盖率已达95%，远高于国家要求。正是通过这体系化的能力建设，确保城市健康的每一个“哨点”都保持敏锐，让黄俊新们曾用脚步丈量的防线，在数字时代进化得更加灵敏而坚韧。
记者手记
黄俊新退休了。他手绘的“格子地图”已被存档，但他与一代代“麻防人”共同践行的信念——最好的防治，是对生命平等的注视；最深的治愈，是对人心温柔的触碰——已成为深圳公共卫生基因的一部分。如今，深圳新一代麻风病防治人员正用智能的系统与精密的网络，续写“早发现、早治疗、不歧视”的篇章。从一把扫帚到一次握手，从一张手绘图到一个国家级系统，深圳用半个世纪讲述的，远不止是一个战胜疾病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尊重人、关怀人、守护人的文明叙事。而这未完的篇章，正由那些继续穿着便服、守护数据、走进社区的医生们，安静而坚定地写就。
文/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图/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传染病防控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风病控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