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医者｜申维玺：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导语：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癌症防治工作，将其纳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并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专门设立“癌症防治行动”，为我国抗癌事业发展锚定方向。为响应这一战略部署，深圳市抗癌协会携手凤凰网深圳联合打造“大国医者”栏目，聚焦抗癌领域医学专家，传递科学抗癌理念。

在中国，中医与西医并行发展，各自承载着独特的医学智慧与诊疗优势。如何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以提升疾病治疗效果，是医学领域长期探索的重要课题。为用现代医学理论阐明中医治病的科学原理，推动中医药现代化与中西医真正结合，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续投入资源，但核心理论融合仍面临关键瓶颈。

图：申维玺教授

自1996年起，申维玺教授在孙燕院士的指导下，深耕中西医结合领域原创性研究，历经30年探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本期访谈，我们一同走进深圳市抗癌协会会长申维玺教授的科研人生，探寻中西医融合背后的科学力量。

初心｜源于乡土的医者情怀

凤凰网深圳：每段职业道路的起点，往往都有朴素的初心支撑。您最初是如何选择医学作为专业方向的？

申维玺教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河南农村，缺医少药是普遍现象，我小时候又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父母就希望我长大后能学医——既能调理好自己的身体，也能悬壶济世，帮助更多患者。这份期盼在我心里埋下了学医的种子。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我在1978年顺利考上新乡医学院，正式踏上医学求学之路，当时主修的是现代医学。

但我始终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1986年，我考上北京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1996年，又考上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博士研究生。这两次高层次深造，为我后来的从医和科研打下了坚实基础，更没想到的是，博士阶段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转折｜偶然中的必然抉择

凤凰网深圳：中医和西医是两套不同的体系，诊治方式也有明显差异。您是如何转向中医研究，走上中西医结合道路的？

申维玺教授：1996年，我考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的博士生。第一次与导师见面时，孙燕院士先提及我的经历：“我看过你的简历，有中医基础，这些年我也一直在临床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肿瘤——你就专注研究中医吧。”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用分子生物学的原理和角度重新审视中医研究，也许能取得特别的效果”。就这样，他为我定下了博士论文研究课题：以阴虚证的本质研究为起点，开展中医科学本质及中医治病科学原理的创新研究。

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偶然的契机和课题选择，会彻底将我领进中医研究领域。它不仅重塑了我的人生轨迹——日常工作重心和科研方向都围绕中医展开，更让我们有机会为国家破解了“中医治病的科学原理”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

凤凰网深圳：国内对于中医的争论一直不少，有人推崇中医，有人信赖西医。为什么对中医的争论至今不息，怎样才能终结这种争论？

申维玺教授：百年来，中国社会对中医的争论从未停歇。从科学进步规律来说，学术界的正常争论有助于科学发展，但当前国内对中医的很多争论和观点存在偏差，这些偏差争论反而阻碍了中医的发展。

争论不断的关键原因，是60多年的研究始终没能讲清楚中医治病的科学原理。自然科学理论是“一元论”，就像物理学不会有中国物理学和西方物理学之分，最终的医学理论也只会是统一的医学科学、中西医结合医学，而非割裂的中医和西医。中医理论体系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这些并非科学的语言表述，若不能阐明中医治病的科学原理，国内外西医自然难以相信中医。

试想一下，若能把中医治病的科学原理讲清楚，还会有这么多争论吗？还会有人质疑中医是“伪科学”吗？就像很多人不理解陈景润的“1+2”定理，但没人敢质疑他的研究价值。

凤凰网深圳：博士阶段只有3年，时间非常紧张，孙燕院士为什么会让您研究这么重大的科学难题？

申维玺教授：孙燕院士曾跟我说，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证”，中医辨证施治，但中医“证”的本质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突破。他认为，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的兴起，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希望和可能。他鼓励我大胆探索，并明确表示，若能取得突破，对国家中医药事业发展将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导师为我确定了“中医‘证’的本质研究”这一核心课题。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和导师都没预料到，这个课题后来会做得如此深入，过程会如此艰难。

破局｜从迷茫到灵感的跨越

凤凰网深圳：中医“证”的本质研究历经多年探索，您在研究过程中是如何找到新的突破方向的？

申维玺教授：刚接到这个课题时，我心里满是迷茫，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为了找到突破口，我泡在图书馆查资料、找文献，也试着请教同行、同学和相关领域专家，可始终没理出清晰思路。就在反复琢磨、陷入瓶颈时，灵感竟意外出现了。

那是一次去协和基础所上基础课的公交车上，我突然想到：阴虚证患者常有发热症状，比如肺结核患者就有这种表现；而现代医学早已证实，发热的根源与内源性致热源有关，本质是细胞因子引发的反应。这么一想，我瞬间就把“阴虚证”和“细胞因子”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点串联了起来。更巧的是，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协和医学院基础研究所学习“高级免疫学”，课程内容就包含细胞因子的相关知识。或许正是这几个偶然因素叠加，让我的研究找到了突破口。

凤凰网深圳：此前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何难以取得突破，您认为关键问题在哪里？

申维玺教授：我国中医领域的研究长期高度重视实验研究，数十年积累了海量实验结果和数据，却始终没能阐明中医“证”的本质。核心原因在于，医学界没能意识到：中医“证”的本质探究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实验研究不能直接破解这一难题，理论研究才是关键，甚至是唯一途径。

科学的进步与突破依赖于新理论的提出与创立，而非实验数据的简单堆砌。如果中国的中医研究始终沿着传统思维模式推进，即便再研究一千年，也可能只是积累更海量的实验数据，无法突破瓶颈。因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理论层面的，绝非单纯增加实验体量就能解决。真正的破局之道，是对现有海量实验数据进行系统归纳与深度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新的科学理论。

凤凰网深圳：您说理论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那具体该如何开展理论研究？

申维玺教授：理论研究确实至关重要，没有理论就没有前进方向，做事容易事倍功半。但理论研究并非人人可为，它需要非常宽阔的知识积累和独立思考精神。

对中医理论研究而言，研究者首先要精通中西医两种医学，还要掌握当代生命科学的各种先进理论和技术知识，更关键的是要有长期的独立思考精神，缺少任何一条都无法开展理论研究。中国中医研究的真正突破，需要一位医学理论家，通过分析、梳理、归纳我国60年来积累的海量实验数据，破译背后隐藏的疾病发生发展规律，才能阐明中医治病的科学原理。

成果｜30年耕耘的原创突破

凤凰网深圳：经过30年的持续研究，您在中西医结合领域形成了哪些核心研究成果？

申维玺教授：自1996年启动研究至今，整整近30年。这30年里，我们从现代医学视角系统阐释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中医“证”的本质与核心发病机理：中医“证”的本质是细胞因子，基本发病学机理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细胞因子网络发生紊乱、功能态出现异常引起的疾病状态。

第二，界定了中医“证”的病理属性：中医“证”并非孤立的症状集合，而是一类以“细胞因子网络紊乱”为核心特征的基本病理过程。

第三，阐明了特定证型的具体机制：阴虚证的本质与发病机理，源于白细胞介素-1（IL-1）、肿瘤坏死因子（TNF）等细胞因子的生物学活性升高，进而诱发细胞因子网络紊乱；气虚证则与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细胞因子的活性异常升高密切相关，最终导致细胞因子网络失衡。

第四，揭示了中医诊疗的现代医学逻辑：中医诊断与治疗疾病的核心现代医学原理，是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网络的紊乱状态，恢复其正常功能。

第五，阐明了复方中药的作用机制：复方中药并非单一靶点起效，而是通过“多靶点、多环节”的作用模式，阻断细胞因子的异常活性，将失衡的细胞因子状态调节至相对平衡水平，从而实现治疗效果。

价值｜贯通中西医的医学贡献

凤凰网深圳：您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理论探索成果，对当前医学领域的发展具有哪些意义？

申维玺教授：自然科学遵循一元论原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中医成果，必然能对整个医学领域产生积极作用并具备科学价值。我们的理论成果，其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中医与西医两大体系的推动上。

对中医而言，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医“证”的科学本质问题，清晰阐明了中医治病的科学原理，本质上推动中医药理论实现了现代化。这一突破让西方医学界能真正理解中医的科学内涵与治病逻辑，进而愿意主动学习、接纳并运用中医药。

对西医而言，现代医学已有很多“基本病理过程”，如炎症、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发热、肿瘤等。我们的研究首次揭示了中医的“证”是一类“以细胞因子网络紊乱为核心特征的基本病理过程”，这为现代医学新增了一类重要的基本病理过程。这对现代医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推动现代医学对疾病的整体认知，以及对疾病生理学机制、发病机理的深度理解，实现关键性的认知飞跃。

凤凰网深圳：近年来感染性疾病疫情频发，您的研究成果在疫情应对中能发挥哪些作用？

申维玺教授：这项成果对感染性疾病乃至传染性疾病疫情应对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全球频繁流行的病毒感染性疾病，核心问题在于目前尚无类似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那样的“病毒特效药”，也没有精准诊治细胞因子风暴的医疗措施。因为病毒感染对人体造成的伤害，都源于细胞因子风暴引起的连锁反应。

现代医学目前治疗细胞因子风暴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使用激素，二是采用细胞因子抗体。激素作为广谱免疫调节剂，合理使用时能发挥作用，比如快速控制高热，危急时刻挽救生命，但它无法精准调节细胞因子活性；长期或大剂量使用会引发严重副作用，包括二重感染、远期后遗症等，临床应用存在明显局限。细胞因子抗体也并非治疗细胞因子风暴的理想方法。

2019年底新冠疫情发生后，我高度关注新冠的临床症状与发病机理。约一个月后，通过分析新冠的临床症状及病理解剖结果，我提出核心观点：新冠细胞因子风暴的关键特征，是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的活性异常升高。这一结论于2020年2月率先在南方网、深圳新闻网发布，引发广泛关注；2021年，我们围绕该结论撰写的论文在国际期刊正式发表，获得国际学界认可。

事实上，新冠感染引发的细胞因子风暴，本质是病毒侵入人体后，机体内部调节机制出现急性、严重障碍的结果。在应对这类调节紊乱问题上，中医具有独特优势，但治疗此类复杂疾病不能单一依赖某一种疗法——唯有中西医结合，发挥两者协同作用，才能取得更理想的治疗效果。

凤凰网深圳：现代医学已认识到细胞因子风暴的危害，为何在治疗层面仍存在困难？

申维玺教授：现代医学早就认识到细胞因子异常和细胞因子风暴是导致疾病死亡的基本分子机理，但不知道如何判断和识别细胞因子风暴的特征，也就是不清楚不同疾病的细胞因子风暴有何区别，无法进行精准治疗。甚至在不知道患者是哪种细胞因子异常的情况下，盲目使用细胞因子抗体，不仅无效，还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

我们的研究成果发现，用中西医结合的思维模式，借鉴中医依靠临床表现、症状诊治疾病的思路，可判断细胞因子风暴的特征。基于此，我们建立了根据临床表现判断识别细胞因子风暴特征的新医学理论。

凤凰网深圳：您的研究成果对细胞因子风暴相关药物研发具有哪些参考价值？

申维玺教授：细胞因子网络异常是人类疾病的核心发病共性之一——从感染性疾病中的细胞因子风暴，到肝纤维化、肺动脉高压等慢性疾病的病理进展，再到自身免疫病的免疫紊乱，都可见细胞因子表达失衡或信号通路异常的身影。但由于细胞因子网络极端复杂，现代医学无法实现对复杂细胞因子网络的精准调控。

而我国中药恰好在此领域展现出独特优势。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复方中药，天然具备“多靶点、多环节、整体性调节”的特质，能通过复杂的活性成分组合干预细胞因子网络，起到良好治疗效果。

若我国能在细胞因子调节类中药的研发上取得突破，不仅可大大提高肝纤维化、自身免疫病、感染性疾病并发症等疾病的治疗效果，从病理根源提升疗效、降低致残率，减轻患者痛苦。

未来｜从理论到民生的落地期盼

凤凰网深圳：对于未来的研究与工作，您有哪些规划？

申维玺教授：这项成果的意义绝不限于单一医学领域，而是具有划时代的医学里程碑价值——它第一次用现代医学的“细胞因子网络”理论，为中医“证”的本质与治病原理提供了清晰的科学注解，打破了中西医长期“理论体系割裂、对话语言不通”的壁垒；更重要的是，它重塑了人类对疾病病理的认知——将“细胞因子网络紊乱”确立为新的基本病理过程，为感染性疾病、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治疗开辟了“从对症治疗到根源调节”的新路径。这样一项能打通中西医融合通道、惠及全人类健康的成果，我由衷期盼它能早日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与支持，尽快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真正落地造福百姓、惠及全球。

未来，我们不会停下脚步：学术上，将继续深化研究，通过更多高质量临床数据、国际期刊论文，进一步验证成果的科学性与普适性；科普上，会用更通俗的语言、更直观的案例，让大众、学界乃至政策层面读懂这项成果的科学价值；转化上，将积极对接医疗机构、医药企业与相关部门，推进成果的临床转化与产业化，争取早日研发出可落地的创新中药和疾病治疗方案。

凤凰网深圳：从事医学研究30年，您有哪些经验或体会想与科研工作者分享？

申维玺教授：结合自身30多年的研究经历，我有两点体会想和大家交流。第一，从事科学研究，首先要掌握广阔的医学知识。只有具备扎实且全面的知识储备，才能为科研奠定良好基础，遇到问题和困难时，才更容易找到解决办法和思路。第二，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科学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要敢于做原创研究，敢于挑战前沿，让原创的种子生根发芽，结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硕果。

【结语】

30 年的坚守与探索，申维玺教授团队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实验室的理论构建到临床应用的初步尝试，从疫情应对的实践参考到药物研发的方向探索，他们的研究正为医学领域的跨界融合提供助力。这份聚焦民生健康、坚持科学创新的科研初心，也正是大国医者精神的生动体现。

出品｜深圳市抗癌协会、凤凰网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