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与自己有关系的纪录片——“SmallRig大咖来了”公众影像体验活动记录
2025年5月23日，国际影像文化周（中国·深圳）拉开帷幕。5月24日上午，作为本届影像文化周的三大核心板块之一的公众影像体验活动“SmallRig大咖来了”在深圳华侨城创意产业园内举行。10位来自全球的影像艺术家、纪录片导演、航空航天摄影师、生态摄影师等齐聚深圳华侨城创意园，面对面探讨影像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多元价值，诚邀您来聆听他们的镜头人生与时代回响，感受影像的故事力量。
在这10位分享嘉宾中，斯莫格公益影像奖评委会主席、奥斯卡金像奖评委杨紫烨；世界游牧影展发起人顾桃；家庭影像FamilyLens创始人顾雪从纪录片创作经历和理念入手，讨论了纪录片创作的多样可能性，分析了纪实影像的媒介伦理问题，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了记录片的艺术魅力与深远的社会意义。
杨紫烨从身份认同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纪录片的创作伦理与社会影响力，向观众展现了纪录片在链接东西方文化和助力公益事业方面的巨大影响力。
顾桃从纪录片的创作态度与创作热情出发，分享了自己一路走来的纪录片拍摄心得，呼吁观众摆脱学院派的、经验主义的纪录片制作窠臼，找到自己热情和冲动所在的话题，努力成为一名从自己的身体经验出发的独立电影人。
顾雪从家庭影像的角度切入，带领观众思考如何从身边最亲近的人身上找到最珍贵的纪录片创作素材，思考了在摄影机面前，我们该如何反思自己与家庭的关系，如何理解家庭的意义。
一直以来，纪录片都保持着对影像媒介最纯粹、最本真的运用。与此同时，纪录片创作对创作者也始终有着极高的要求，它需要创作者抵达现场，保持对事实真实性、客观性和复杂性的敬畏，通过切身的观察与思考去选择最终呈现的影像素材是什么样的。毫无疑问，当我们试图反思影像创作最重要、最纯粹的本质时，纪录片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杨紫烨
“每个人拍纪录片的方式不同，我在寻找自己的方法”。
拍摄纪录片大半生，杨紫烨始终坚持“把自己作为方法”。这句因为人类学家项飚而走红的话，在杨紫烨身上的体现，再到位不过。一路走来，杨紫烨都在不断尝试从自身感触出发，去用纪录片关照那些被忽视、被误解的少数人。
大师课一开始，杨紫烨面对观众，时而用略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讲述，时而在语言卡壳时切换回更熟悉的英语。语言的糅杂与交错，是帮助现场观众意识到杨紫烨多重身份的最直接参照物。
香港长大、美国留学，这样的少年经历，让杨紫烨比大多数人都更能敏感地意识到作为移民的身份认同危机，在旧金山，你见不到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在美国，她无论前往何处、身居何处，都是外来者，是被审视与排斥的他者。
“电影在没有新媒体之前，是跟观众交流的重要方式，能唤起华人的身份认同。”面对不愿意主动了解与接纳华人的美国人，杨紫烨选择用电影来为华裔发声。作为华人，她觉得自己的纪录片更应该讲述华裔同胞的故事。
杨紫烨的另一条创作主线，则始终围绕着她的香港人身份。她的纪录片成名作《风雨故人》选择用五个人的故事展现了香港回归后的变化，借助这部影片，杨紫烨不仅完成了对自身身份的回顾与反思，也让更多的美国观众了解了华人，尤其是香港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2004年，杨紫烨开拍了《颍州的孩子》的第一个镜头，从关注自身转变到关注他人生存困境，从聚焦民族身份转变到聚焦边缘群体，杨紫烨希望自己的创作不仅能成为链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也应当成为一个传声筒，让观众“听见更细微的声音”，让隐匿的痛苦被看见，是带来希望、制造转变契机的最重要起点。
历时九个月，《颍州的孩子》追踪采访了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对当地艾滋孤儿的生活做了详实的纪录，让世人看到了这群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真实生存状态，看到了外人的歧视是如何围绕着这样的悲剧而滋生的。
杨紫烨之所以能够与乐其创新SmallRig合作，成为斯莫格公益影像奖的评委主席，正是因为她推己及人，从关注与自身身份息息相关的纪录片题材出发，看到了纪录片在助力公益刚面的巨大作用。
虽然不能帮助所有人，但杨紫烨相信自己的纪录片创作是有价值的。伦理、道德、真实、客观，本就是纪录片创作的题中应有之意，它能发挥的社会影响力值得所有年轻创作者重视。好的纪录片，也一定是遵循了这些良知的纪录片。
顾桃
“忘掉你的经验，忘掉你的模式，忘掉在学校那几年受的所谓的专业的学习纪录片的方法。”
一直以来，顾桃都觉得自己是一名主流之外的纪录片导演，不在电影学院、电视台及“影视人类学”体系内。在大师课现场，导演顾桃和观众分享了如何成为一名非主流导演的经验。
从《犴达罕》《清晰的草原》《叶尔波力》到《柳霞的太阳》，在纪录片界，非主流、野生、粗犷、草原游牧气息……这些关键词一直以来都是最能代表顾桃的影像风格的代名词。
在任何一个时代，有所谓的主流，也有所谓的非主流。非主流是用我自己的方式。一旦成为学科，就成为了技术和科学性的东西，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是个体的生命。如果我们再不用个体自己的呼吸、自己的情绪、自己感受世界的本能和直觉，就一直在学习的路上，在学习的路上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真正应用的。
顾桃在现场表达了自己对这份“非主流”标签的认知。在他看来，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纪录片的作者。只要掌握摄影的基本功，那么纪录片导演完全可以是一个从业余时间开始努力，就能胜任的工作。换言之，重要的从来不是于来自学院的经验，而是你首先得拥有对拍摄题材浓厚的热情与兴趣，这种热情与兴趣一方面能够确保你作为记录者最大限度的实现和被记录者的共鸣，另一方面，也能确保你的创作保持一定的主观性、独立性，在记录之外，能让观众看到你的态度与表达。
独立、主观，从自身经验出发，对自己感兴趣的纪录片议题保持持续关注。一直以来，这都是顾桃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他认为，自己多少算得上一个独立电影刀眼，所谓独立性，他觉得和作者电影是有很大的一致性的。“我也给大家启发一下，所谓的作者电影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找到了一个理由感兴趣了、有冲动了，这个冲动很重要，就跟你们恋爱一样。你真的对一个人有兴趣了，有冲动了，当然冲动不一定持久，所以趁着冲动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儿做了。”
“如果你是一个电视台扛着摄影机出勤的人，你多半体会不到工作的热情和冲动”，在顾桃看来热情和热爱是做好纪录片最关键的要素。“如果我们一直能够保持这种情绪，保持冲动，我觉得看你片子的人也是有这样的状态的。”
从最初回到家乡，受到父亲写的《猎民的生活日记》一书的感触，到进山寻找敖鲁古雅猎民，与他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到最后拍出敖鲁古雅相关的纪录片，顾桃始终在自己的创作中坚持着这种以热情为动力的创作态度。比起构图、光线和技术参数，他更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能喝自己一样，能一直做一个关注现场情绪的纪录片导演。
顾雪
“身边的人都是一个宝库，他们充满了故事。”
从关于膏药店铺内部的家庭关系与代际矛盾的《鼓楼之下》，到关于ICU中的亲人救治问题的《家庭会议》，多年来，顾雪导演一直深耕在家庭影像领域。她觉得在家庭关系面前，摄影机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媒介，“突然发现当你拿起摄影机的时候是一个媒介，你借助你的媒介跟你的家人开始产生了对话、交流，以至于陪伴，因为你不拍的时候就是日常，拍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大师课现场，顾雪导演向大家分享了她正在创作的一部关于疫情期间的家庭关系的纪录片。她找来了母亲的十个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家人，让他们每人在自家的客厅读一段与疫情有关的新闻，十个家庭、五六十个故事，共同构建起了一个丰富立体的疫情叙事。
“如果你以一种好奇的眼光去看身边的人，你发现，哇，好有趣。它是一种力量，因为他跟你有血缘关系，所以你会觉得他非常有温度，你也能够通过家人来洞察到人性。”
顾雪认为，家庭影像是自由的，因为它只跟拍摄者自己有关。里面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自己放进去，勇敢地发问，不管是对于家庭、历史或者是当下的自我，这都是一场勇气之旅，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会你带来很多可能性。
“把家庭影像创作当成一种自我书写，我在写我自己的故事，我在写我自己的发现。在这里边你要讲什么，要书写什么呢？不知道就对了，就要去拍，拍的过程中带着你自己的思考，这个东西会慢慢显现，所以摄影机变成了一股行动力带着你认知。”
在三位大咖对纪录片创作经验的分享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对“自身经验”的肯定。好的纪录片创作者，从来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他人处境的记录者，更应该是一个主动内观自我，始终保持创作兴趣与热情，保持观察的态度与思考的深度的见证者。只有与自己有关系的、能感同身受的纪录片题材，才有可能成为真正值得你去创作的纪录片题材。
今天，影像技术的发展和短视频媒介的流行，已经让“记录”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创作常态，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拥有纪录的权利时，纪录片工作者就更应该通过“纪录的义务”来确认自我的创作者身份——表达技巧与观察能力之外，我们愈发呼唤纪录的情怀与温度。
【采编】林子豪、程玉琪（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