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林居正(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 凤凰网广东特约观察员)
2023年6月17日上午,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这意味着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正式成为继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海南自贸港之后又一个国家战略,将为福建和台湾创造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就强调要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子,为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提供了根本遵循。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必须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契机,将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相结合,可以参考借鉴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可复制和推广经验,把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成重大体制机制大破大立的核心创新型承载区,推动构建内外联通的统一大市场。
一、提前谋划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具有时代的必要性和历史的迫切性
从历史进程看,当年香港回归后,主要强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发展思路,但却未对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进行充分的谋划。在此背景下,香港虽然延续了其制度的稳定性和国际化优势,但与内地也存在各自为政、产业协同不足等问题。在深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阶段,香港仍然过度依赖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未能充分把握产业转型的机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经济增速明显弱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内地城市。为了进一步彰显香港在新时代下的地位作用,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加快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进程,巩固香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根基。正因为如此,在二十大报告中,相比于京津冀、长三角和雄安新区建设,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要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点目标,还需要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台湾与香港类似,同样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其经济增速同样明显落后于临近的福建省和其他临海省份。由此可见,尽管台湾对大陆长期保持大额贸易顺差,就如同内地对香港全方位的物质支持一样,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台湾、香港腹地偏小、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台湾回归已成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国家需要提前谋划海峡两岸融合发展问题,既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又要通过两岸融合发展,使台湾在充分享受大陆发展红利的同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避免走香港回归后产业转型缓慢的老路和弯路。也只有解决台湾回归后的发展问题,才能体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更好地促进台湾民心回归。
二、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备比肩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条件
(一)两岸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未来致力于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福建与台湾无论是从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科技水平还是开放程度看,都与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相似的特征,必须在推动中国科技突破、实现安全和国际化发展上发挥更加重要的关键作用。
同时,福建与台湾也需要承担起跨境体制机制融合和创新的重大使命,从而进一步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有效促进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
(二)福建与台湾具备相当规模的经济体量
从经济总量来看,2022年福建与台湾GDP总和约为10.4万亿元,而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GDP总量约为13万亿元,说明闽台GDP总量已达到粤港澳大湾区的80%。其中福建GDP约5.3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从大型企业数量来看,2022年,福建和台湾分别拥有5家和9家世界500强企业,而深圳和香港分别拥有10家和7家世界500强企业,因此,福建和台湾的世界500强企业总数已达到深港总数的八成。其中,福建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使用量连续六年排名全球第一,是新能源细分领域的全球龙头。
(三)福建与台湾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
与粤港澳大湾区高科技和先进制造的产业特征相比,闽台的高质量发展特征同样明显。2022年,福建工业增加值总量跃升至全国第六位,百亿工业企业达58家,千亿产业集群达21个;现代纺织服装产业最先突破万亿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7%,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居全国第三;金融存贷款余额双双突破7万亿元,境内上市公司达170家、居全国第七位;国家A级物流企业数居全国第五位。
台湾半导体领域拥有鸿海精密、台积电、联发科等行业巨头,计算机领域拥有华硕、宏基、仁宝电脑、广达电脑等世界级企业,精密仪器产业已走在了世界前沿,在器官移植、肿瘤治疗、外科整形等医疗细分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太阳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领域非常先进,太阳能发电产值和产能位列世界第二。同时,台湾教育资源丰富,有近150所大专院校,大学分布在全世界排名前三,为产学研结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现代服务业代表的金融业,尽管闽台在规模上与深港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但台湾拥有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在保险、期权等细分领域实力雄厚。依托闽台两地的企业优势和技术储备,未来在上市公司培育、金融科技、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空间广阔。
(四)福建与台湾具备显著的区位优势
福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随着RCEP的政策红利释放,福建、台湾的对外贸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交流合作也必然迈向更高层次。同时,福建又是连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重要枢纽,将享受两大经济圈带来的辐射效应。
三、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港合作为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一)积极探索由点向面的集成式创新
深圳与香港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框架下及一系列政策文件的支持下,取得了大量合作成果,两地交通和通关日益便利,人员交流互动日益频繁,跨境交易需求旺盛,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已经基本实现全方位覆盖。相比较而言,由于福建与台湾之间相隔台湾海峡,台湾与内地的交通以轮船、飞机为主,连接海峡两岸的高速公路和高铁尚处于规划建设之中。在软联通方面,台湾与大陆除了贸易往来畅通,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水平仍较低,跨境交易结算的便利化程度也相对不足,是短期内两岸融合发展需要重点完善的领域。
当然,无论是对于深港合作还是海峡两岸融合,都不能局限于点对点的联通,还要进行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布局,加强集成式的创新,从而提高融合发展的成效。
(二)着力解决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深港合作尽管取得较大进展,但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这是深港合作和两岸融合都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一是缺乏统筹协调机制。无论是深港合作还是海峡两岸融合,都需要建立起与顶层设计相适应的顶层推动模式,包括为重大体制体制创新提供法律保障,为重大政策举措的实施建立高级别的协商机制等。
二是存在重大制度差异。“一国两制”是深港和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最大制度优势,但其中的制度差异也极大地增加了两地融合发展的复杂性,集中体现为货币体系、税收体系、法律体系、监管架构的差异以及经济自由度、市场开放度、营商便利度、社会福利水平的差异等。
三是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厘清。在深港合作区的建设中,深港两地对于如何衡量在合作区的税收贡献、如何对合作区的空间规划进行决策等都存在一定的分歧,进而导致合作区建设难以快速推进。毫无疑问,这也将成为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因此,如何设计一套相对完备的利益分配机制,成为影响两岸融合发展效能的关键。
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点路径
(一)积极争取顶层推动
为了加快顶层设计的落地实施,有必要参照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条例以及当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经验,积极争取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就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制定专门的法律,为金融市场全面互联互通、跨境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国际制度规则对接提供原则性、基础性的法治保障。同时,积极向中央争取在深改组下设立专门的指导机构,进行两岸融合发展的顶层统筹。在此领导下,推动设立由中央部委和海峡两岸组成的高层级议事机构,并赋予地方政府在开展重大创新上更大的决策权和机动余地。
(二)倡导“一区一园”的融合发展新模式
建议在现有“一区两园”、飞地模式的基础上,探索更高层次的“一区一园、一锅做饭”新模式,真正体现融合发展的理念。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统筹规划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采用统一的、国际最优越(相对最优惠)的税制制度、人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示范区作为推动闽台两地机制充分对接、要素充分互动、机构互设充分便利的重要承载区。
(三)倡导利益共享的市场化合作新理念
在利益共享原则下,既需要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满足闽台两地的基本发展诉求,又要注重长远利益,推动可持续性的合作。其中的关键在于将增量业务而非存量业务作为示范区大力引进的重点,鼓励闽台乃至全球的优质成熟企业在示范区投资扩大再生产和拓展业务,既避免本地企业核心业务分流,又使示范区快速产生经济效益。
在市场化原则下,闽台两地企业可以综合考虑项目成本、收益和风险等市场化要素,基于自身的规模、竞争能力、业务布局和合作意愿,自主选择合作企业,而非通过行政手段要求两地企业开展有违市场化原则的合作。
(四)将产业合作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核心
为了进一步提升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效率,必须探索更高水平的产业合作,尤其是进一步激发两地在科技、金融、新能源、海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诉求,并以内地广阔市场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为依托,共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为两地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
在科技领域,可以重点探索将台湾在半导体、计算机、医疗等领域的优势与福建制造业优势相结合,围绕龙头企业着力孵化和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上下游企业,实现延链补链强链,打造科技创新和应用高地。共同开展新能源发电和新能源电池等领域的技术研发,率先在全球形成技术壁垒,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产业集群。
在金融领域,可以重点发展金融科技、融资租赁等现代金融业,促成产业创新与金融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一方面,依托闽台对飞机、船舶、装备制造融资租赁的巨大需求,在示范区内出台对融资租赁企业的支持政策,针对融资租赁企业和人才采用优惠税收政策,鼓励银行、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融资租赁企业支持力度,支持融资租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境外市场、资产证券化、资产跨境转让等方式募集资金和开展业务,进而推动在福州、泉州、宁德、台北等地形成多个融资租赁集聚区。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积极争取创设国家级科技金融试验区,加快设立科技金融产业基金,开展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创新和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模式创新,大力发展投保贷一体化的运营模式。
除此以外,闽台两地可以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实现特色领域的弯道超车。
(五)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
1、注重资本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由于台湾资金成本较低,市场高度开放和发达,具有与香港类似的国际化优势,可以台湾为平台,加快国际资本的“引进来”。同时,用好台湾的金融市场,推动福建企业在台湾交易所上市和发行债券,推动福建企业实现“走出去”融资。
2、探索在闽台全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美元霸权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大环境下,闽台两地义不容辞地需要承担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任。可以探索在闽台两地金融市场、民生、对外贸易等领域全面推行人民币计价。鼓励福建各级政府和企业在台湾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市政债、企业债和股票。加大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使用CIPS系统进行人民币交易清算,降低对SWIFT系统的依赖。推动数字人民币全场景试点和跨境应用,鼓励“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和地区的贸易合作对象对接数字人民币系统。
(六)为跨境要素流动提供基础性保障
1、加强招商引资工作
充分利用福建著名侨乡的优势,加强闽台与广东、香港和国际先进地区的合作,扩大招商引资的范围,大力促进国际贸易,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提升闽台两地跨境资金投资、交易、结算的便利性,突破闽台资金要素高效流动障碍,推动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有效衔接。
2、促进人才要素集聚
人才是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基石。闽台两地可以大力借鉴北京、上海、深圳等在人才政策方面的经验,通过政策激励手段,依托高校优势,大力吸引福建籍院士、专家、学子来示范区发展,并加强闽台两地人才、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集聚一批高端型、复合型、国际型人才。
3、加快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与长三角、珠三角等中国发达地区相比,福建的交通运输体系明显落后。尤其是在全国大力发展高铁的背景下,福建高铁的建设速度相对缓慢,严重制约了福建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动,也限制了台湾与大陆的高效连通。因此,必须加大高铁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快海峡两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使得闽台两地能够更加便利地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互动,为各类要素的集聚创造基本条件。
作者简介:
林居正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
《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战略研究》专著作者
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