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亟需依托制度优势以及大湾区融合发展进程加快的战略机遇,创造新增长点、开创新局面和实现新飞跃。尤其是在境外资产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中国境外资产被某些西方国家收割与掠夺,香港在承载全球资本集聚和中国境外资本回流中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因此,香港应当刻不容缓、发挥优势和抢占先机,致力于打造全球资本集聚的首选地,以此作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突破口。
一、香港是全球财富和资本的重要承载区
(一)全球财富和资本分布
受到全球货币超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资产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金融资产在最近十余年里呈现上升态势。相关研究数据表明,当下全球金融资产超过200万亿美元,是2010年的2倍。首先,全球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流动性。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过去10年,美国M2货币增加量超过100%,中国的M1和M2货币增加量分别超过120%和170%。其次,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和财富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中国相比于美国的货币发行具有更强的经济支撑,中国2022年名义GDP相比于2012年增长了124.7%,远高于同期世界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水平,与M1货币增速基本同步,而美国2022年名义GDP相比于2012年仅增长56.7%,远低于同期M2货币增速,由此引发了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三,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美国股市迎来了长达10年的牛市,美国龙头企业市值不断攀升。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在近10年也出现了快速上涨,进而推动了全球财富管理市场规模的扩张。
从财富分布来看,根据有关研究成果,瑞士是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市场,其管理规模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英国、美国、中国香港分别位列二到四位。可以看出,美国依托其完备的金融市场、法律体系和率先确立的行业标准、人才标准,瑞士依托其领先的保密制度、税收制度和稳定的金融环境,英国依托其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外汇中心优势等,均在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中占得一席之地。香港同样是全球财富和资本的重要聚集地,但相比于瑞士仍然存在明显差距,亟需进一步提升对全球资本的集聚能力和吸引力。
(二)全球财富的安全性正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随着美联储短期的强势加息,对全球金融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和瑞士的瑞士信贷相继破产,德国的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面临重大危机,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随着多家银行的破产,无论是储户、股东还是债权人,尤其是境外投资者,都将面临巨大的资产损失,西方金融系统长期积累的信用大幅受损。
全球财富和资本亟需找到相对安全且高度自由化的市场,以此实现资产转移。在此过程中,中国在海外巨额资产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受到严峻挑战,需要站在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高度思考境外资产回流问题,而香港无疑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功能。
二、瑞士成为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主要经验
(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基石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信仰基石,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制度基础,也是西方国家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拥有私有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自然权利,政府、社团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非法形式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正是得益于对私有财产的严格保护,吸引了全球一大批财富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聚集。然而,从多次历史事件可以看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已经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一句空话,美国更多地是保护本国居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于其他国家公民的私有产权,非但不加保护,反而进行赤裸裸地掠夺。
(二)瑞士银行保密系统完备
瑞士作为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天堂之一,一直将披露客户信息视为严重的社会和刑事犯罪。为客户保密是全球各国银行默认的规则,而瑞士银行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这种保密义务明确规定到法律之中。
为保护储户安全、防止存款外流,1934年,瑞士政府颁布了西方银行发展史上首部关于银行保密制度的法律——《联邦保密法》,其第47条规定任何银行职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包括雇员、代理人、银行委员会成员、监督员、审计员等,而且保密协议终身有效。此外,银行保密责任还上升到《刑法》层面,违反者将面临6个月到5年的监禁、最高5万瑞士法郎的罚款。只要不能确凿证明存款人触犯刑法,即使国家司法机关也无权过问其银行秘密。
瑞士银行也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各银行为加强保密,实行密码制、化名账户等措施,仅在开户时填写真实身份,但日常往来均采用数字或化名。关于账单寄送,有的选择银行留存服务,避免信件传递过程泄露秘密;有的选择第三国转递服务,将对账单先发往第三国,再从第三国更换信封模拟私人信件寄给客户,最大限度保护客户秘密。
(三)瑞士税收政策具有吸引力
瑞士通过低税负和宽松税收制度吸引公司和个人财富聚集。瑞士税收体系分为联邦、州、市三个层面,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税率。
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瑞士对跨国总部税收优惠力度很大。瑞士增值税仅7.7%,远低于英国20%、法国19.6%、德国19%;瑞士的企业所得税,联邦层面税率为7.8%,各州竞相减税,介于11.9%至18.2%之间,综合税率约21%,低于英国23%、德国29%、法国33%。瑞士对跨国公司给予税收优惠,总部位于瑞士的跨国公司的收入税税率在8%至11%之间,也曾有个别州免征全部所得税,吸引了通用、惠普、IBM、宝洁等跨国公司把欧洲总部设在瑞士。
(四)瑞士法郎币值坚挺,流通性高
长期以来,瑞士央行坚持金本位制,发行瑞郎有40%黄金背书。该制度直到2000年才取消,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抛弃金本位制的国家,为保持币值坚挺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瑞郎可自由兑换,使其避险作用突出,并获得较高国际地位。
类似地,百慕大、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企业注册数量最多的三大离岸公司注册地,主要也是得益于其税收豁免、商业信息保密、外汇收汇自由等优势。除此以外,公司注册和管理简便、对于财务信息披露和审计报税要求低也是三大地区招商引资的重要优势。
三、香港具备比肩瑞士的基础优势
(一)立法优势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的立法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有权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制定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因此,在制定资产保密法、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方面,香港能够充分发挥自主权,根据实际需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与此同时,香港与开曼群岛类似,均属于英美法律体系,易于得到海外投资者的认可。
(二)税收优势
香港的税制具有税种少、税率低、税负轻的特点。香港实行单一的税收地域来源原则,即只对源自香港的利润课税,而源自其他地方的利润则不须在香港缴纳利得税,从而吸引了一大批国际顶尖的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或分支机构。
(三)货币优势
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香港把握住人民币国际化的浪潮和与内地市场合作加强加深的机遇,全力发展各项离岸人民币业务,建成了全球首个离岸人民币清算体系,一举成为规模庞大、效率极高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在政策利好下,加上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需求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大湾区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正在致力于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无疑将为香港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利于巩固香港金融发展的产业根基,促进香港的国际资本与大湾区的实体产业有机融合,使全球资本充分享受中国的发展红利。
四、香港打造全球资本集聚首选地的重要举措
(一)迅速推动重点领域立法和制度建设
香港可以参照瑞士的模式,探索出台专门的资产保密和保护法,对境内外合法资产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进行保护。通过建立有效的赔偿机制,确保在金融机构发生破产清算或金融产品违约时,境外投资者不至于蒙受重大资产损失。为了抢占先机,香港应当简化过去复杂的决策程序和立法程序,强调立法效率,推动相关法律尽快落地实施。
同时,香港应当在加密金融领域积极发力,大力推动加密产业的发展,与深圳在信息传输、信息采集、信息集成、信息使用等方面构建全球领先的加密云服务基础设施。
(二)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注册制度
香港应当对标全球最好最优,为全球企业和资本的集聚创造最优质的税收环境。同时,可以探索进一步简化公司注册流程,在信息披露、会计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等方面加强与海外交易所的趋同或互认,便于公司在本地以及海外交易所上市运作。
(三)营造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交易结算生态
香港应当发挥人民币的核心作用,通过全面推行人民币计价、丰富人民币产品、完善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巩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尤其是在交易清算系统方面,应当不断提升人民币交易清算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拓展银联卡在国际交易中的份额,降低对SWIFT系统的依赖。同时,积极吸引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在香港集聚,并推动国际货币在香港采用自主交易清算系统而非SWIFT系统进行交易清算。
(四)依托大湾区实现境内外资本良性互动
香港不仅需要吸引全球资本,更要留住全球资本,这就必须发挥大湾区在双循环良性互动中的窗口功能,进一步增强跨境资金投资、交易、结算的便利性,推动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有效衔接。依托大湾区金融市场尤其是深港两地交易所,金融机构尤其是香港中资金融机构和广东本土大型金融机构,实体产业尤其是广东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从而有效承载全球产业资本、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集聚,使全球资本享受投资收益的同时,推动国内大循环发展和科技进步。
同时,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应当承担向全球推介、输出中国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任务,助力中国加快打造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布局海外贸易,吸引全球民众购买中国的产品和服务。
文|林居正(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
作者简介:
林居正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
《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战略研究》专著作者
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