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鸣|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需要安全和可持续的金融发展

文|林居正（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 凤凰网广东特约观察员）

香港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一直充当着我国与世界联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在新发展格局下，香港作为超级枢纽的地位作用将进一步彰显，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历史进程和现实环境来看，香港金融业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面临巨大瓶颈和较大挑战，难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围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制度设计、顶层设计，需要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证国家核心利益为出发点和战略支点，而不能单纯关注或者满足于金融增长和短期效益，要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地更全面开展业务拓展和制度创新，从而探索一条产业赋能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金融自主可控的安全发展之路、深港金融融合发展之路以及不断提升人民福祉全面发展之路。

一、从历史进程看待香港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香港金融发展受限于产业转型问题

香港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的总体框架下，享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力，制度上更多地是沿用了英国治下的制度体系。得益于香港与国际高度接轨的金融制度、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的巨大市场以及大量的政策支持和物质支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以保持，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断提升。然而，相比于上海、北京、深圳等内地城市，香港的经济增速并不突出，其重要原因是高度依赖传统经济业态和发展模式，未成功找到产业转型方向，并错过产业转型的最佳时期，金融发展缺乏实体产业的强有力支撑。

自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经济转型的探索。2003年，将金融业、物流业、旅游业、工商业作为四大支柱产业。2008年，进一步提出发展文化及创意产业、医疗产业、教育产业、创新及科技产业、检测及认证产业、环保产业等六大优势产业，但未能成功撼动传统四大支柱产业的地位。香港资本由于缺乏科技行业的投资机会，大量涌向房地产行业，一定程度催生了资产泡沫。高昂的楼价及租金使得香港其他行业的利润逐渐被房地产行业吸收，进而导致香港百业萧条、房地产行业一枝独秀、境外金融大亨吸血的现状。目前，香港的产业结构仍然呈现传统服务业+低端制造业的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经济发展水平极度不匹配。

深圳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重点，不遗余力地针对科技型企业进行政策创新和扶持，由此催生出一批诸如华为、比亚迪、大疆无人机等科技龙头企业。科技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深圳金融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程度，以金融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占比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左右上升到2022年的50%以上。同时，第二产业占比始终保持在40%-50%之间，先进制造业依然是深圳的支柱之一。相比较而言，香港产业结构自2000年以后已呈现过度依赖服务业、缺乏制造业根基的显著特征，工业占比长期处于10%以下，而服务业占比保持在80%以上。当前，香港已经开始意识到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首次将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作为香港八大中心之一。然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实体企业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而且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通过加强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产业合作是香港摆脱金融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困境的重要抓手，也是最有想象空间的实现路径。

（二）香港金融面临的外部风险冲击频繁

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香港先后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等。虽然香港在中央的强有力支持下，成功抵御了一系列危机，但也反映出香港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有限，现有的金融发展模式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

一是以外资金融机构为主，缺乏大型本土金融机构，其金融系统更多地是为外资服务。二是港交所的决策受境外的影响和牵制较为明显。三是作为主要结算货币的港元，体量太小、功能受限，采用港元发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易于成为国际游资攻击的对象。在当前全球经济政治风险和地缘冲突加剧的大环境下，香港的金融脆弱性不仅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更加可能对其金融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香港需要安全和可持续的金融发展

从上述历史进程可以看出，香港经济金融增速的放缓主要源于其金融发展缺乏实体产业根基以及高度国际化和过度依赖外资外企导致的金融脆弱性。因此，解决香港发展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拓展香港物理空间的飞地模式，继续走过去发展的老路，而是需要探索一条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一方面，这与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安全的发展意味着要充分掌握金融的自主权，国际资本在香港的金融业控制权和影响力需要均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意味着要巩固香港金融发展的产业根基，以产业的发展为金融发展创造丰富的需求和多样化的场景，从而实现金融的良性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其根本是要与大湾区实现产业融合、市场融合、规则对接，在延链补链强链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的引资引才也需要实体产业和企业来承接、支撑，使得金融业不仅能够创造更多利润，更需要在创造就业、实实在在提升民生福祉上多做贡献。

三、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几个战略重点

（一）香港与深圳金融业实现融合发展

1、探索“一区一园、一锅做饭、利益共享”的深港新合作模式

中国面临着第二次改革开放，需要巨大的智慧、勇气和决心进行实验。“一锅做饭”强调统筹规划深港合作区发展，采用统一的、国际最优越的制度体系，使合作区内的各类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与之相对的是“双轨制”模式，即在内地划出特定区域作为试验区，允许符合资格的香港企业或其部门按照香港法律、监管、货币来运作，其实质是将深圳的一部分区域作为香港的“飞地”，是不可取的。

因为，“双轨制”模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如前文所述，制约香港发展的根本问题不是物理空间问题，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好香港北部都会区300平方公里的空间，已经能够极大缓解香港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深圳的空间利用率接近饱和，实际管理人口密度更高，产业空间不足问题相比于香港更加突出，不具备为香港提供大量“飞地”的条件。而“一区一园”的合作模式更多地是整合现有土地资源，提升现有土地的利用效率，释放新一轮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当然，实体产业相比于金融业对土地空间的要求明显更高，为了使物理空间不成为今后深港产业合作的瓶颈，有必要积极争取深圳向周边的惠州、东莞扩容，从而提升深港产业合作的辐射效应。二是双轨制无法有效促进双循环良性互动。双轨制意味着试验区内外的制度仍然存在明显割裂，不利于破解制约要素高效流动的障碍和建立统一大市场。过去在深港两地存在的制约产业合作、要素流动的突出问题在试验区内外依然存在，深圳企业在试验区内的发展也面临与在香港本地发展遇到的相同困境。而只有是“一锅做饭，不分你我”，才能使得境内外企业、境内外要素在合作区内实现良性互动。三是双轨制无法解决现有合作区建设的利益分配不一致问题。过去关于利益分配和决策上的分歧是影响合作区建设效率的主要障碍，而“一区一园”模式强调“利益共享、做大增量”，即两地企业基于市场化原则而非在行政推动下开展合作。当然，在利益分配上可向香港适当倾斜，在业务开展上可优先选择与香港企业合作。同时，鼓励深港两地优质成熟企业在合作区发展新业态、拓展新业务、扩大再生产，避免零和游戏，改变过去各自为政甚至暗自竞争的格局，使合作区快速产生经济效益。

2、以产业合作推动金融合作

“一区一园”模式注重将深圳的产业优势与香港的软环境优势相结合，鼓励耐心资本、产业资本的引入，因此，“一区一园”应用在产业合作上，是时机成熟且相对安全的模式。而基于双轨制下的双总部模式则较难适应产业合作的需要。首先，如上文所述，香港缺乏大型本土金融机构，即使在深圳设立双总部，也难以形成规模；其次，在香港设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大多为区域总部或分支机构，其决策权仍然在海外总部，对于在深港两地设立双总部的必要性有待探讨，导致在深圳落地第二总部的进度可能不及预期；第三，国际资本具有逐利性，也易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可能衍生金融安全问题。外资金融机构客观上会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当地提供优质的服务，形成一定的资源集聚效应，但从主观上而言，外资金融机构更加注重经济效益，较少关注社会效益，更不可能关注中国的国家利益。

总之，双总部模式仍然是在沿用香港金融发展的老路，更多地是以服务外资外企为出发点，忽略了金融与产业的协同发展以及金融安全性问题，对于提升香港本土机构竞争力的作用有限。而“一区一园”模式强调产业链、实体企业和技术的引进而非单纯国际金融机构的引进，有利于以产业要素的集聚推动金融要素的集聚，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二）逐步掌握金融的自主权

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正如科技安全的核心是将关键技术掌握在自身手中，金融安全的核心同样是将金融资源和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充分对接国际规则、标准和市场，学习国际先进经验，进而提升金融的核心竞争力、影响力和话语权。

1、货币的自主权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不单纯是货币问题，而是关乎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美国不断通过美元收割全世界，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境外资产安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境外资产回流，既是形势所迫，也是机遇使然。

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不是提升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的规模，而是使全球持有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及大宗商品等实物资产，就如同全球持有大量美债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一样。只有这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才能得以提升，人民币也才能逐步真正成为不可替代的国际货币。可以探索在香港金融市场全面推行人民币计价，利用香港的国际化优势，推动外国机构、政府和个人投资者加大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2、市场的自主权

掌握市场自主权的关键在于确保重点交易场所的控股权掌握在政府和本土机构手中，尤其是作为上市公司的港交所，可以探索港交所与深交所交叉持股的方式，加强对港交所经营决策的影响，使港交所能够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避免受到外部势力的操纵。同时，探索深交所的公司制改革，便于港交所与深交所的交叉持股，通过股权的方式充分享受两地企业发展红利，更好对接全球资本市场。

3、机构的自主权

打造国际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是提升金融竞争力和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货币发行、IPO、评级、财富管理等核心领域，更加需要掌握自主权和决策权。例如，汇丰银行在港币发行中的占比超过60%，而中国平安作为汇丰控股的第一大股东，却难以在董事会中占据任何席位，从而难以对公司的战略发展和重大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应当鼓励香港中资银行联合香港本土金融机构和深圳大型金融机构，着力打造多家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机构、评级机构，形成核心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公信力。

（三）巩固传统金融领域的发展优势

香港是全球领先的财富管理中心，在此基础上，香港应当致力于打造成为全球资本集聚和保护的首选地，从而创造新的金融增长点。香港也具备了取代瑞士的优势条件，包括高度自治的立法优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优势以及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货币优势。因此，在美国、瑞士相继发生信用危机、全球资本亟需寻找新的避风港的背景下，同时也为了避免中国境外资产被西方国家收割，香港可以探索出台专门的法律，参照瑞士的模式对境内外合法资产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进行保护，以此吸引境外资金向香港和内地中资金融机构集聚。

作者简介：

林居正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

《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战略研究》专著作者

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