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风向|深港深化合作需要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思考
编者按：香港与深圳如何实现深化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也是解决香港与深圳深层次发展问题、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进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优途径。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战略研究》是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林居正先生的新著，该著作运用丰富史料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对香港与深圳总体发展历程和产业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以深港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战略性分析，提供了深港深化合作重大发展问题上的一系列前瞻性重大设想。
凤凰网广东特约林居正先生节选了著作的重点内容撰文分享。
文|林居正（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习仲勋同志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丰富的革命经验、巨大的改革勇气和忘我的奉献精神，带领广东人民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改革开放新篇章。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开启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没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拍板支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没有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勇于担当的改革开放精神，广东和深圳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中国迅速崛起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屹立于世界之林是难以想象的。
习仲勋同志关于改革的相关表述意义重大而深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的节奏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改革的策略不是一哄而上，而是根据各地方的特点，让有条件的地方先行一步；而先行一步需要中央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不能有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否则“先行一步”也将成为空话。
深圳之所以在经济特区中最为成功，其关键在于充分践行了习仲勋同志关于改革创新的相关表述。深圳的创新不是单点式、保守式、渐进式的创新，而是全方位、切块式、集成式的创新，是针对当时“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计划与市场”的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的大刀阔斧的创新。而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深圳既未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未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范例，不断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中国也迎来百年未有之大机遇。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中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的集中体现。但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前所未有，外部竞争环境前所未有。尤其是当大国竞争甚至国际地缘冲突加剧时，任何一个领域的“短板”都可能受到外部掣肘。由此可见，在瞬息万变、时不我待的大环境下，我们必须以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和勇气，敢于探索重大体制机制创新，敢于突破与当前中国发展不相适应的重大障碍，敢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速度和强度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推动。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国家战略，为改革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而深圳与香港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者和实践者，融入了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的“双区”战略，推动着“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是“国家战略”与“基本国策”双重叠加的发展要地，其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其他任何区域。同时，香港与深圳作为对外最开放、最具创新引领力、最具国际竞争力、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作为当前中国科技创新的突破口之一，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推动改革开放的重大使命。因此，深圳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勇当尖兵、不继续改革开放创新。香港也必须正视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和重大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务实且自愿地积极携手深圳砥砺前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面对香港与深圳的发展机遇，我们认为必须进行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思考，这与香港与深圳过去的合作发展模式以及部分学者倡导的双轨制并行发展模式存在显著不同，是基于香港与深圳的根本性发展问题提出的大胆设想。就香港而言，不仅面临空间不足、市场容量不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缺乏实体产业、本地大型企业和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根基。无论是香港还是深圳，当今不仅需要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通过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深度对接全球市场，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国际竞争，进而高标准打造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体系，增强在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从该层面来讲，香港与深圳合作必须有助于解决两地深层次发展问题，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进而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但毫无疑问，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这既源于各界对香港与深圳发展思路理解的不统一，也源于香港与深圳体制机制的差异。香港与深圳的体制机制差异涉及政治、经济、产业、法律、民生的方方面面，而针对开放水平、开放政策的差异，如何把握跨境要素双向开放的节奏，如何应对全面开放可能引发的外部风险，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议题。
基于此，必须以战略性的眼光，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深入思考香港与深圳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深入分析香港与深圳合作的内在制约因素和关键挑战，深入剖析香港与深圳合作的城市定位、市场基础和切入点，以此在顶层设计、产业合作、要素合作、制度对接等方面提出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路径。
首先，需要注重战略性分析。一是有必要系统阐述香港与深圳顶层设计的一系列原则性问题，辩证分析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探索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下设立先行示范区领导机构、积极争取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就先行示范区、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进行顶层立法；二是有必要对一系列外部变局和国家重大方略进行思考，进而提出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的战略意义和新时代使命；三是有必要阐述深化合作与“一国两制”的关系。深化合作与“一国两制”并不矛盾，不会触及香港高度自治的根基，而是重在巩固和进一步提升香港的优势地位，激发香港的发展动力和市场活力。深化合作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效率优先原则和做大增量原则，聚焦于香港与深圳制度优化、资源共享、产业转型、效益提升和改善民生；四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下，可以探索以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为突破口，建立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商品服务充分流通、境内外资源良性循环的“南方区域市场”，以此作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
其次，需要对政策内涵进行深层次分析。一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各个阶段，香港都充分享受了中央的全方位支持和内地快速发展的红利，香港应以更加理性、客观、平等的姿态看待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问题；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在于鼓励境外资本更多地持有、投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可以探索在香港与深圳两地金融、贸易、民生等领域全面推行人民币计价，加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三是在重点功能区建设上应当由“一区两园”向“一区一园”的发展思路转变，由“分灶做饭、各自发展”向“一锅做饭、利益共享”的发展思路转变，统筹规划园区发展，采用统一、优越的制度体系，注重增量业务的培育，并探索利益格局适当向香港倾斜；四是需要强调金融与科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金融+”战略在服务科技创新中的作用，重点打造数字经济应用高地、知识产权交易和保护高地、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重点举措；五是需要把握香港与深圳的总体思路，在推动两地要素充分流通、资源充分共享、标准充分互认、规则无缝对接、风险有效防范方面进行高层次创新；六是需要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服务好“一带一路”倡议。
第三，需要注重深港两地的比较分析。有必要通过大量史料数据，对香港与深圳总体发展历程和产业现状进行全面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比较香港与深圳经济水平、产业水平、企业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充分体现香港与深圳优势、“短板”以及竞争力的变化，从而为深刻剖析香港与深圳发展问题、明确香港与深圳发展关系提供支撑。